康诺利连连点头。“他写信给我，说起这么一位海军上校，说是哈里·霍普金斯派在莫斯科的人。现在，咱们在这个倒霉的鬼地方会面了。这个世界真不大。”
帕格没再说什么，继续下棋，结果这盘输了。将军高兴地收起了那个精工镶嵌的棋盘和象牙棋子。“哈克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在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的玩意儿。对于这件事他口风很紧，可这是美国陆军工程专家搞过的最最了不起的工作。”
“我对这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在沙漠上那个料峭的夜晚，帕格躺在一张简朴的行军床上，盖着三床粗毛毯，心里老感到纳闷，不知彼得斯上校在信上说了他些什么。他们那次偶然相遇，在俱乐部里一张桌子上喝着香槟酒，戴上纸帽子，闹闹嚷嚷地玩了一个钟点。罗达曾经几次提到彼得斯，说是在教堂里认识的。帕格想到，通过铀弹，他可能跟巴穆·柯比也有关系，这使他心头起了一阵恶心。说到头，罗达究竟为什么不来信呢？和莫斯科通信是很困难的，不过还是办得到的。三个月杳无音讯……他的疲倦和喝下的白兰地终于使他忘却了这些想头，昏昏地睡去。
康诺利将军给帕格安排的参观日程要求他沿着铁路，跟着卡车运输队，从南往北横穿过伊朗。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名叫格兰维尔·西顿的人，在那段铁路旅程中将跟他同路走上一程。卡车运输队是美国方面为了补铁路之不足而一手搞起来的。据康诺利说，铁路经常遭到阴谋破坏、大水冲毁、盗窃、故障、撞车和拦截。德国人本来就把这儿的铁路造得效能很低，由于波斯人和英国人管理不善，问题就更加复杂。
“格兰维尔·西顿对波斯的种种情况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康诺利说，“他是个历史学家，是一个怪人，可是他讲的话倒值得一听。他就爱喝波旁威士忌。我给你几瓶老鸦牌的带在身边吧。”
在飞往阿巴丹的途中，那架小飞机里噪音太大，没法子交谈。后来，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庞大得惊人的美国飞机装配工厂里，格兰维尔·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身边沉重地走着，在热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抽烟，一声不吭。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度以上。随后他们又坐车到波斯湾上的铁路终点站班达沙赫普尔去。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食堂里吃饭的时候，西顿才闲聊起来，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像从笛子里吹出来似的，很闷，含糊不清，简直像在讲波斯话。帕格从来没见过抽烟抽得这么凶的人。西顿本人看上去也像给烟熏黄了似的：干瘪、瘦长、皮肤微黑，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大豁缝。帕格异想天开，认为这个人要是受了伤，流出来的血一定也像烟渍一样发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帕格拿出了一瓶老鸦牌。西顿见了，像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最过瘾儿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
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蜿蜒着进入了死寂的群山。从飞机上看，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那就更糟糕。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所看见的只是黄沙、黄沙。火车停下来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时候，他们下车溜溜腿。在沙漠上连只野兔或是蜥蜴的影子都不见，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
“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西顿忽然开口说，“只要有水，有能源，有人来把地整一整，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你们美国人能够帮忙，也最好帮个忙。”
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火车喀啷作响，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西顿打开包，取出火腿三明治，帕格又拿出了老鸦牌。
“我们应该为伊朗做点儿什么呢？”帕格问，一边把威士忌倒进纸杯去。
“把它从俄国人手里救出来，”西顿回答，“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像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
“统治全球？”帕格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怎么会呢？”
“地理的关系。”西顿喝着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了帕格一眼。“关键就在这儿。伊朗高原挡住了俄国，使它没获得不冻港。因此它在半年里是一个内陆国家。这片高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道路。列宁曾经贪婪地管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是波斯呢，好像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塞子来堵住高加索山似的，它正挡住了大熊的出路。它像整个西欧一样大，而且正像你现在亲眼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低地人；他们全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又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了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事实，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可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〇〇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说来，我们搞得很糟，结果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盘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啊。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这一切，”帕格说，“对我说来都是新闻。”
“唉，坏的还在后头哩。一九〇七年，在德皇比尔 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俄国在欧洲帮我们的忙了。德皇想通过他那条柏林—巴格达铁路插进中东，我们于是就和俄国人瓜分了波斯：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面是我们的，当中有一片中立的沙漠地带。事先一点儿也没跟波斯人商量过。现在，我们又通过武装侵略分割了这个国家。这样干很不漂亮，可是伊朗国王是死心塌地亲德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过话得说回来，也怪不了伊朗国王，是不是？从他的观点来看，希特勒所打击的，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南北两面侵吞波斯的两大强国。”
“你说话真坦率。”
“啊，是啊，自己人嘛。现在，请你试着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一看。他和希特勒瓜分了波兰。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罪。他和我们瓜分了波斯。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理。所以，向他比较善良的一面本性呼吁，也许会叫他有点儿迷糊。你们美国人就应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抓一抓。”
“我们为什么该卷进这场纠纷里来呢？”帕格问。
“上校，红军现在占领着伊朗北部。我们在南部。《大西洋宪章》使我们作出保证，战后得撤出去。你们当然希望我们照宪章办事。可是俄国人怎么样呢？谁来叫他们撤出去？沙皇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俄国人做起事来总是一个样，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很严肃地盯着帕格看了好一会儿。帕格也盯视着他，没有作答。
“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撤出去。红军却呆下来。他们控制住伊朗的政局，然后‘应邀’推进到波斯湾和开伯尔山口，又需要多久呢？他们不发一枪，就可以无法挽回地改变世界均势。”
经过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后，帕格问：“我们对这该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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