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亲信副官用公家汽车把他送到公馆去，他妻子儿女正在公馆里等着他回去吃圣诞节晚餐呢。司令官可没兴致过节。干刚才这个勾当时他始终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严峻脸色。他理应以身作则嘛！但是他是有人性的，尽管集中营控制区里并没人特别想到这一点。他也是奉命办事，没有办法。他洗了个热水淋浴，拼命擦着身子，还换上套干净的军装，虽说身上那套军装也很干净，一点没有气味。在后方基地他没法松弛一下。只要不在睡觉，他总是穿着军装；要是仍旧穿上刚才穿的那套军装吃圣诞节晚餐，未免有点不大合适。
但等洗完淋浴，换上装，尽量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思考了一下之后，他不得不对这些成绩感到满意。早在七月里，他就承蒙总监希姆莱在机要办公室长时间的单独接见过一回，总监告诉他有关大规模处理犹太人的方案。这个方案非常秘密，他始终藏着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这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因此不容有所异议。其他几个集中营都要分担一些任务，不过奥斯威辛将是一个主要的处置中心。
司令官一直希望这也许是个夸大其词的规划——希姆莱有不少主意净是空谈——可是他仍然只好把这问题调查一下。视察了几个已经小规模实行这类措施的集中营以后，他深信目前的一切方法都应付不了希姆莱预定要搞的行动。在特雷布林卡使用一氧化碳进行窒息的方法是耗时费劲的麻烦事儿，既费燃料，又费工夫，而且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效。根据计划的规模予以枪决也办不到。行刑队的心理影响也受不了，更别提严重的弹药问题了。
不成，但在大面积的房间里使用毒气的办法倒一向是值得一试的好主意；可是用什么毒气好呢？今天的实验证明集中营里一向拿来作营房烟熏消毒用的“齐克隆B”这种烈性杀虫剂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百闻不如一见。在一个密不通风的空间，使用大剂量的这种蓝绿色结晶药物，那三百个家伙没拖多久就死了！如果改用精心建造的、面积更大的房间，用一种有条不紊的人道主义步骤，在同一时间把大批人驱入室内，必能取得圆满成绩。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尸体。这个棘手的问题照例堆在他身上。上面是不会出什么高见的，让霍斯去伤脑筋吧。可是目前这个焚化场勉强只够焚化自然死亡和因犯法被枪毙或绞死的俘虏。
得了吧，该吃圣诞节晚餐了。司令官一家人团团圆圆。虽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公馆里满是精致的摆设，门厅里一棵圣诞树装饰得闪闪发光，这场合可并不叫人愉快。他妻子不断给他在酒杯里斟满摩泽尔白葡萄酒，脸上罩着一种忧戚的神色。孩子们个个穿上盛装，脸上喜气洋洋，但是他们也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司令官恨不得创造出一副温暖的家庭气氛，可是他重担在身，力不从心。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个德国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心里闷得慌。他寥寥几句话里带着种怒悻悻的口气。他实在没有办法。烤鹅做得好吃极了，波兰使女手勤脚快的侍候也挑不出毛病，可是司令官这一天过得真倒楣。圣诞节也罢，不是圣诞节也罢，就是这么回事。
他真替孩子们感到惋惜。他拿走一瓶白兰地酒，独自去抽雪茄，自斟自酌，这时他又揣摩着把孩子们送回德国去上学的事。他妻子不赞成。她不断叨咕说，其实在后方基地上生活已经够冷清的了。不用说，她对大路对面铁丝网后面的事一点也不知情。她哪里知道奥斯威辛的气氛就是不适合成长中的孩子。他将不得不把这问题再研究一下。目前由党卫军中有教养的青年军官私人教课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德国儿童的成长，他们需要同年龄的朋友、有趣的游戏和体育活动，过正常的生活。
司令官慢条斯理地喝光瓶中的白兰地，尽管酒精的麻木作用很中他的意，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孩子，惦记着集中营里一连串迫切的问题，同时脑子里还断断续续地掠过刚才从发黄的窥视孔里看到的一幕幕叫人扫兴的情景：一堆堆的俄国人在打滚翻腾。他边喝边想，不知不觉，暮色已降临到隔离营里一长排一长排的木棚上了。俄国战俘在比克瑙工地上干完一天活，正收工齐步走来。有的战俘身背穿着条纹布囚衣的还没发硬的尸体，给压得禁不住打着趔趄。工地上倒毙的尸首必须带回来对付晚上点名，因为活人加上死人的数字一定得同早上出工的人数相符，这样管保谁也逃不出奥斯威辛，除非是死人。俘虏组成的乐队正敲啊打的演奏一支进行曲，因为干活的人出工收工一向都有轻松愉快的铜管乐伴奏。
班瑞尔·杰斯特罗弯着腰背着一具非常轻的尸体。尸体的脑袋像绳子吊着的一块石头般不断晃着。这个人他并不认识，在贮木场上，刚要收工，这个人忽然倒下了，当着他的面死去了。他把这个尸体放在操场上的一排死尸里，就赶紧站到队伍中。等到点完名，天已黑了。班瑞尔回到自己棚子里，发现屋里没先前那么挤了。有几个被毒气熏死的人就是从这屋里出去的。
“尤里·戈拉乔夫！”管棚子的队长吆喝道。这是班瑞尔在莫斯科加入红军时用的假名。他一听顿时浑身僵硬，不由脱下条纹囚帽，两臂笔直地贴着两侧。管棚子的队长是个乌克兰籍小头目，这家伙长相十分丑陋，手里拿着一张纸，在暗头里向他走近。
“拿着你的东西！”
杰斯特罗提着他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包，跟着那人开步走，到了雪地里，又沿着一排泛光灯照明的建筑物远远走去。班瑞尔太疲劳了，肚子又饿，冻得浑身麻木，而且经常担心害怕，已经顾不上近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了。上帝的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他们走进大门附近一个棚子。这棚子里的灯光格外明亮。挤得满满的俘虏看上去干净些，吃得也好些。他们也不是俄国人，因为班瑞尔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像他自己背上那样缀着偌大两个黑字：苏联。
那乌克兰人把这张灰糊糊的纸交给一个戴着小头目臂章的大个子，这人长着一脸吓人的红胡子，一对小小的蓝眼睛周围全是鱼鳞纹；那乌克兰人朝班瑞尔做做手势，用生搬硬套的德国话嘀咕了几句就走了。红胡子粗暴地拖着这俘虏的胳膊肘，顺着一排双层木铺位，把他硬拖到棚子一头去。杰斯特罗在那儿看到山米·穆特普尔正背靠着床架，同另一个俘虏在谈话。
这正像死刑缓期执行一样叫人大吃一惊，喜出望外。
因为，当天下午在贮木场里，就在他收起那个分量很轻的死尸之前，他认出了穆特普尔。班瑞尔还豁出命去悄悄同他说话。要知道俘虏间私下谈话处罚起来不是当场用乱棍打死，就是用鞭子抽死，再不就是枪毙。不过穆特普尔分明是个有特殊身份的俘虏——他不是小头目，倒有些像工头——因为他正对着一队正堆放木材的大个子波兰佬在发号施令。错不了，正是穆特普尔，奥斯威辛的建筑包工头，从前犹太教法典学院的老同学；为人虔诚、身体非常壮实，有回建筑工程出了事故，摔坏了鼻子。因此班瑞尔冒险挨过他身边，悄悄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囚号。穆特普尔穿着条纹囚衣，照旧那样肥头胖耳，威风凛凛，那头缠结的蓬发和连鬓胡子照旧几乎全是红棕色的，那人丝毫也没表示认出他，或听见他声音的样子来。
红胡子小头目做个手势，吩咐班瑞尔睡在穆特普尔背靠着的那叠木床的上铺；说着就走了。穆特普尔正眼也不朝杰斯特罗看一下，径自用波兰话同另一个俘虏闲扯，中间插了一句：“你好，班瑞尔。”
这是杰斯特罗第一次得到暗示，上帝也许能让他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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