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再会吧。”
谢普少校讲的是真情实况。新加坡要塞不过是个幻象罢了。塔茨伯利父女刚来时从飞机上就看得一清二楚。并没有这样一个要塞。
帝国的消亡，就像阴云密布的一天的消逝，看不到日落的景象。收音机里并没宣布它寿终正寝，读者也并没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它的噩耗。不列颠帝国在击退希特勒的这一场伟大的、然而行动迟缓的斗争中，把自己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英国人民早就希望这个帝国快快完蛋，因此推选出绥靖主义的领袖，好大刀阔斧地削减军事预算。话虽然这样说，等到末日临头的时刻来到，仍然叫人受不了。幻想是一服镇痛剂，产生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幻想就是新加坡要塞。
说这话不是存心吓唬人。只要读一读丘吉尔的回忆录，就再清楚也没有了，就连他也当真以为新加坡是一座要塞呢。当地的所有人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殖民地行政长官，沿着这一庞大的指挥系统一直通上去——他们中间哪一个也不曾向首相报告，新加坡要塞并不存在。但英国人对于“帝国的铜墙铁壁”的信仰是有感染力的——至少对欧洲人是如此。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好几个月之前，赫尔曼·戈林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将军提出过警告，新加坡要塞能坚守一年又六个月。可是后来正是这位将军 在七十天内攻克了新加坡。
这一幻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新加坡位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的航道上，控制着主要的东方贸易航线。在那些虚度的绥靖主义年月里，好几百万英镑作为军事拨款源源送往新加坡，这是因为日本的威胁早在预料之中。在本世纪初，正是英国人自己帮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海军，英国造船厂捞到了好大一笔红利。这古怪而封建的日本人很快就赶了上来，把沙皇俄国的海军打败了，博得英国报纸一片热烈的喝采声。可是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散之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人料想到也许正是这些古怪的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来跟大英帝国较量一下。于是在新加坡建立了巨大的海军基地，拥有容纳、维修整个皇家舰队的能力。原来的计划是，如果日本蠢蠢欲动，主力舰队立即驶往新加坡，用威慑或者用武力不许它轻举妄动。也许偏偏在这当儿德国人同时出来捣乱呢，那就需要主力舰队留守本土，这一点，似乎被忽略了。
因此新加坡贮藏的粮食、燃料和军火，足以抵挡七十天的围攻。在这七十天内，尽可以调集舰队赶到新加坡。还筑有巨大的炮台，炮口对准海面，在援军赶到之前，可以抵挡日本舰队所发动的任何进攻。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要塞的感觉。
可是海洋并没像一条护城河那样把新加坡团团围住。敌人可以从北方沿着荒凉的马来半岛南下，跨过狭窄的柔佛海峡，走陆路来犯。决策者们认为，长达四百英里的热带丛林比设防的壁垒更加坚固。再说，他们觉得如果在岛屿北岸当真树立起一道壁垒，那岂不意味着害怕日本军也许有一天会从北方打过来，而英国军队会抵挡不住他们吗。大英帝国以无敌于天下的威望统治着亚洲。主力舰队七十天就可赶到，还有什么紧迫的需要非采取这种屈辱的预防措施不可呢？这道壁垒终究没有建造。为了放心再放心，却把新加坡岛上的贮藏物资增加了一倍，达到足以维持一百四十天。
这就是“新加坡要塞”这个形象的由来。多年来的计划啊，不惜工本的大笔大笔拨款啊，用在报刊杂志宣传上成了河流的墨水啊，整天价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辩论啊——这一切都助长了一个几乎传布到全世界的幻想，它打进了英国最高领导阶层的脑子里，也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新加坡已筑起了一个要塞。英国工人阶级的衣食、血肉都消耗在这二十英里见方的海军基地上了，那儿有世界最大的船坞，有起重机，有机修车间，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备件，有讲究的住房和娱乐设施；还有足够的军火、粮食和石油，可以供应整个舰队几个月的消耗，这些物资都贮藏在沼泽地下面庞大的混凝土地下室里。它自成一格，就像马奇诺防线那样，是工程上的奇迹，使人惊叹。
可是直到二月份，最后一旅苏格兰军吹着风笛，跨过堤道撤退，炸药包把连接大陆的那个环洞炸出一个窟窿，大陆上的日本军正蜂拥而来，直到这最后一刻，新加坡的北岸始终没有设防——丘吉尔却始终以为那儿早已设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以为“没有船底的战列舰休想下水”。
结果英国舰队根本没来。它在大西洋上、在地中海里、在本国的领海上跟德国海军厮杀都来不及呢。大量的设备始终无人使用，直到日本陆军逼近到只有一英里了，英军才想尽办法把这些设备炸的炸，烧的烧。然而基地陷人敌人之手时，还是相当完好，是个惊人的军事上的收获。丘吉尔却不顾一切，抱住了七十天计划不放，哪怕已到了七零八落的地步，也还是要试一试。他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前去支援，却只是叫它们葬身海底罢了。
马来亚还开辟了不少机场，配备了许许多多物资——就是没有飞机。英国皇家空军从没派大批飞机来过，它为了保卫英国上空，不让德国空军侵犯，损失了不少飞机，又运了几百架到苏联去，其中有好多从没起飞过，原来在运送的途中被德国潜艇的鱼雷送到了海底。马来亚现有的少数飞机很快就被击落了。据说“用竹笋和宣纸”做成的日本飞机却原来是零式飞机——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日军夺取了那些出色的简易机场，他们称之为“丘吉尔机场”；从这些给养充足的机场，他们的飞机配合陆军出击，迫使新加坡投降。
关于新加坡的记载今天看来就是这样一笔糊涂账。美国国会调查了珍珠港事件，可是英国议会却没有调查新加坡问题。丘吉尔把全部过失承担下来，他的身子向下伛倒了一两英寸，可是继续战斗下去。
就连地名，也都是糊里糊涂的一回事。“新加坡”说明什么呀？新加坡是指那座城市；新加坡是指那个岛屿；新加坡是指那个海军基地；新加坡是指那个“帝国的堡垒”。可是说穿了，“新加坡”是一个起麻醉作用的神话，当白种人的欧洲那只紧紧攥着亚洲的手臂被锯掉时，它把痛苦变成一种迟钝的感觉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现，那没有被采用的多比将军的战略部署的的确确十分高明——原来侵略军开进新加坡时当真只差最后一口气了，他们人数大大少于当地的守军，差不多已到了油干弹尽的地步。日军在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时，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把现存的燃料弹药全部用光。新加坡的最高司令部垮台了，于是有色的马来人换来了有色的新主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在澳大利亚把他的稿子广播了。帕米拉在麦克马洪家客舍里听到了这一广播。菲利普·鲁尔，一条胳臂裹着吊带，正在那里卧床养伤。他那只手又开了一次刀，他得休息一个星期。在正屋里，麦克马洪夫妇和他们请来吃饭的宾客并不想听她爸爸的广播。喝了大量“巴喜特”，吃了一顿有好几种美酒的丰盛晚餐之后，他们围着钢琴唱起圣诞颂歌来。茫茫的黑夜，大雨哗哗地泼下来，附近红树林里牛蛙发出一片低沉的鼓噪，但是在小屋里的帕米拉还是隐隐约约听得到飘过来的歌声。她正坐在缓缓旋转的大电风扇底下，风吹动了她的头发，她的薄薄的长裙子也在不停地飘动。从收音机的度盘上透出的微光（亮度也许只抵得上烛光的一半）给室内染上一层淡淡的桔黄色。雨水从开着的窗子外溅进来，淡淡的鸡蛋花香味也透了进来。
收音机的接收情况良好，广播稿几乎原封未动。那位虚构的上校不再申述新加坡岛北岸没有设防了；他说，这防线需要“十万火急地予以加强”。也不再指责皇家空军只知道设立飞机场，却不管这些飞机场是否守得住。塔茨伯利在结束时撇清自己和这事的关系，语气更其强烈。
“为了这篇报道，值得费那么大力气吗，菲尔？”帕米拉问道，把收音机的声音压低下去，却让度盘上的小灯继续亮着。
他抽着一支烟，脸上的深深的皱纹显示出一种辛酸、讥嘲的神气。他气色好多了。鲁尔身强力壮，不消几天休息，就摆脱了那一阵阵的坏脾气。“有点儿卖弄小聪明。这个痴痴癫癫的怪老头儿在广播里听来，倒活像本人说话的口气。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它的——至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会理睬它的。”
“韬基不这么干还能怎样呢？”
“我说不上来。它总算通过这一关，抛了出来，已经叫我吃一惊了。”
“菲尔，新加坡会失守吗？”
鲁尔的笑声很难听。“亲爱的，我怕免不了。你会责备总督，或者责备布鲁克·波帕姆，责备达夫·古柏，甚至责备丘吉尔，都是白搭。情况就是这样：总崩溃。无可救药了，整个机器都锈掉了，部件都一个个掉下来了。在北方，根本就无人领导。弟兄们是要拼一下的。他们想办法要拼一下，就连印度军队都要拼一下。谁知道从新加坡接二连三地发下命令，真懦怯——都是后退啊，撤离啊，退却啊。我看到弟兄们拿着命令哭了起来。坦格林俱乐部里那帮土皇帝是没有人性的，帕姆。他们只是玩儿完了的废物。他们害怕日本军，他们也害怕我们自己的亚洲人。说起这一点，由欧洲的白种人来统治亚洲，这种事实在始终是再蠢不过了。这种事是长久不了的。现在这局面要结束了，为什么要为它感到悲痛呢？”
“我怎样能从新加坡脱身出去呢？”
“噢，你能走掉的。日本军还远着呢。有几艘船准备好把白种妇女和儿童撤出去。你知道，他们在槟榔屿就是这样办的。他们把欧洲人——兵士等等——一起撤走了，丢下亚洲人和他们的妇女儿童去面对日本人。你知道那回事吗？事后达夫·古柏在广播中宣布：槟榔屿的全体居民都已脱险！他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帕米拉。对于达夫·古柏说来，亚洲人只是生长在槟榔屿的一种动物罢了。现在正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关于当时发生的事和他所说的话。我看亚洲人才一点不在乎谁来做这儿的主人呢。也许我们比起日本人来手段温和一些，可是至少日本人也是有色人种。亚洲人与其忍受轻蔑，宁可忍受暴虐。”
“大家都在谈美国派远征军来救我们，你相信吗？”
“这是一厢情愿，空想罢了。美国没有舰队。舰队都沉没在珍珠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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