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写信给亨利上校那天——在袭击珍珠港前三个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雾使伦敦变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了，雾从窗户和钥匙孔里渗进来，透过关着的门，穿过每一道裂缝。门的球形把手和楼梯扶手碰上去都粘糊糊的。室内外，人们呼吸到的都是雾气；没有地方可以避开潮气。她整理热带旅行用的东西时，支气管炎使她发烧，颤抖，咳出痰来。
她床头的收音机里六点钟那次新闻广播低沉单调的报道像那雾一样令人发冷。日本参战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拒绝了罗斯福最近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集结大量军队和舰艇，明显地威胁着马来亚和新加坡。莫斯科电台正在否认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门户罗斯托夫已落到德国人手中。可是这些日子里纳粹宣称的每一次胜利，不出一个星期，苏联人总是七折八扣地承认；现在他们已经证实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德国军队正在朝莫斯科汹涌推进。还有一艘德国潜艇事实上——正如柏林广播电台几天前宣称的——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击沉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广播员宣布这一系列倒霉消息时，用的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镇静口吻，但已越来越显得乏味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整理着行装，因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维克多·亨利了。对于新闻，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几个月来只有坏消息。
电话铃响了，她关上收音机去接。
“帕米拉吗？我是菲利普·鲁尔。”
来自过去的声音；低沉、自信、讨厌的声音。她抑制住挂断电话的冲动，说：“什么事？”
“这声‘什么事’说得真是有气无力，帕姆。你好吗？”
“我感冒得厉害。”
“你听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么？”
“此时此刻吗？整理行装。”
“哦？就为韬基宣布的环球旅行吗？”
“是啊。”
“计划中有新加坡吗？”
“有。怎么啦？”
“我自己下个星期要为《快报》去那儿。坐布来汉姆式轰炸机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答话。
“帕姆，莱斯里·斯鲁特从莫斯科来了，在城里。他正在打听你呢。我想你大概会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么消息吗？”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听到亨利上校最近的消息有多久了。”
“莱斯里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到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去，路过这儿。那是他的新职务。”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呆了几个月呀。”
“他在那儿惹上了麻烦了。”
“哪一方面的事儿？”
“我猜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这是个痛疮疤，你别跟他提这件事。”
“你们在哪儿吃晚饭？”
“在萨沃伊。”
“我可没法在这灯火管制的大雾里跑到萨沃伊去。”
“我来接你，亲爱的。七点钟，怎么样？”
听到这种有意做作的亲昵口吻，帕米拉说：“你妻子好么？”
“天知道。我最后听到的是她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厂里干活。那么，就七点钟见啦？”
帕米拉犹豫起来。她已经下定决心避开菲利普·鲁尔，可是她又想知道知道斯鲁特所了解的关于帕格·亨利的情况。莱斯里·斯鲁特是个枯燥乏味、野心勃勃的外交官。过去在巴黎，他们四个人一起开开心心地过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把娜塔丽·杰斯特罗抛弃了。那时他和菲尔看上去同样没良心。她现在对斯鲁特比较好，因为他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他竟跟犹太人的事务发生了关系，这显得特别怪；因为他抛弃娜塔丽主要就是怕有了犹太老婆会影响他的前程。
“你听着吗，帕米拉？”
“噢，好吧，七点钟。”
一眼看上去，拥挤的萨沃伊饭店丝毫不受战争的影响。可是暗淡无光的壁灯、尘埃满布的帷幕、洗得露出线头来的桌布、上了年纪的手脚不灵的侍者穿着袖口与肘部都已泛绿的黑制服，表明光景艰难。来吃饭的人也是这样，最富裕的伦敦人都有一副憔悴的寒酸相。斯鲁特喝了一匙黏糊糊的苏格兰肉汤，他为这盆汤已经等了二十五分钟了。他做了个鬼脸，放下汤匙。“萨沃伊走下坡路了。”
“还有什么不走下坡路呢？”帕米拉摆弄一下紧围在她细脖子上的珠宝项链。斯鲁特猜想她一定在发烧：她双颊上有红晕、眼睛闪闪发光、断断续续咳嗽、灰色的开襟羊毛衫钮扣全扣着。
“新加坡就没走下坡路嘛，”菲利普·鲁尔说。“今天我采访了一位病假回来的将军。他们那地方大炮林立、飞机成群，他们已准备好对付日本人啦。他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俱乐部里威士忌苏打到处哗哗地流着，连老拉福尔斯旅馆都拥挤不堪，充满了欢乐。他是这么说的。他发现伦敦越来越不行了，吓坏人。”
帕米拉咳嗽着说：“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鲁尔拉了拉他浓密的红色小胡子，咧开嘴笑着。“你呀，亲爱的，你的模样真迷人。”
很久以前，这歪嘴一笑曾像酒精一样使她兴奋。鲁尔有点方的脸胖了一些，从前很密的头发稀了一些，可是他热切的蓝眼睛仍然使她激动。她原以为自己对他已没什么感情了，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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