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受到了冲击，被罗织的罪名主要是“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引诱贫下中农子弟走白专道路”。当时，处境十分艰难。1966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运动进入紧张阶段，而我的雄性不育试验材料又正好在这个时期抽穗，如不进行杂交，就会因不结种子而夭折。我硬着头皮提出请三个上午的假搞杂交。出乎意料，他们不但欣然准假，还给我加了一倍时间的“假期”。事后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未被揪斗并让我搞一个星期的杂交试验，主要是因为国家科委那个函件起了作用，、我深感赵石英同志具有远见卓识，不愧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同时也感激我所在单位的同志们当时保护了科研，保护了我。
大动乱卷遍神州大地，但湖南省科委于1967年3月仍派人到我校了解试验情况，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项目，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湖南省农业厅的同志将李必湖、尹华奇两名“社来社去”的学生留下做我的助手。科研小班子总算搭起来了，两名助手每人每月18元的基本生活费暂时有了着落，这可算是为我们深入到绿色王国作科学探索开了通行证。此后，湖南省科委年年拨款，并多次派人到学校和广东海南试验基地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但是，科研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航道上有暗礁，也有急流险滩。
1968年5月18日，我们的试验材料被人破坏，扔入了井底。是省、地科委的同志来调查和了解情况，给我打气，要我们重整旗鼓，使坏人的阴谋不能得逞。翌年6月，省里一位有影响的专家到我校对杂交水稻研究吹冷风，我被抽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当工作队队员。后来，湖南省科委两位同志来学校了解试验进展情况，得知我已被“调虎离山”，他们立即向地区革命委员会反映，把我调回了学校，使试验得以继续进行。为加快研究的步伐，我们先后到过广东南海县，海南岛陵水县、崖县，雷州半岛徐闻县，云南元江县等地，都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
1970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当年6月，在常德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农业科学经验交流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非常重视，把我请上主席台，并给我们科研小组发了奖状。1971年元月，中国科学院业务组副组长黄正夏同志到了海南，他得知我们在搞杂交水稻科研以后，便召集在海南搞“南繁”的有关省和单位开会，号召搞协作研究。会后，从1月到3月，先后有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的30多位同志来我组跟班学习。3月初，湖南省科委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了20。余人到海南参观。接着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性的科研协作组，9月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自此，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和制定研究计划，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项研究工作。
新事物的成长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党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仍然有人反对，嘲笑、挖苦、谩骂无所不有。每次，都是党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当面指责当时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负责人何光文同志不该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但何光文同志坚持正确的观点，仍然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那时，我虽然担心自己可能被打成“科研骗子”，但想到有党的支持，浑身就有劲了。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试种成功以后，这一成果没有
沦为展品、样品，而是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
这又是因为有党的重视，有陈洪新、贺湘楚、伍绍荃、邹国
清等一批热心扶持杂交水稻的党的领导干部。陈洪新同志不
辞辛劳，“周游列国”，深入到湘南十几个县宣传发动，并
与有关领导同志一道研究，制定了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周
密计划，包括准备种子，建立大样板，培训技术力量，等
等。1975年，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参观了湖南省农业科学
院的104亩杂交水稻示范田后，一次拿出100万元、150万
公斤粮食，组织了8000人去海南制种。这年冬，国务院领
导同志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国家投入了
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一年三代易地进行繁殖、制种，以
最快的速度来发展杂交水稻。
袁隆平对于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没有将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和推广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是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他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是因为每一件
事都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和培育，都加深了我对党和社会
主义制度的热爱。今天，面对鲜花和赞美，我反复思考，我
国杂交水稻为什么能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呢？寸草仰春晖，
全靠党的好领导啊！我决心在党的指引下，戒骄戒躁，为发
展杂交水稻做出新的贡献，让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事业永远
兴旺发达，走在前列。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一位科学家读了袁隆平的这篇文章以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铁骨柔肠的袁隆平》。这位科学家在文章中盛赞袁隆平谦虚谨慎和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崇高品格。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田际榕称赞袁隆平是一位贡献巨大且品格高尚的人。田际榕说：
“袁隆平是一位淡泊名利，不居功自傲，不求安逸享乐，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只知埋头苦干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科学家。”
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理所应当地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所以，渐渐地，一些荣誉和地位开始向他身上集结——
1978年2月，袁隆平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8年3月，袁隆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
1978年6月，袁隆平被评为湖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并出席湖南省教育工作先进代表大会；
1978年10月，袁隆平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并获湖南省个人发明奖；
1979年，袁隆平当选为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湖南省遗传育种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农学会理事。
不久，袁隆平正式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说：
“组织上考虑到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考虑到你对党和人民的重大贡献，经研究，想让你担任省农业科学院院长，正厅级。”
对于一名在科研事业上已经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来说，如果带着这份显赫的资历，登上某个官位，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那绝不是袁隆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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