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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第十章 雄才在磨难中穿行】

  人生就是一个装满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只有甘甜没有苦涩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完整的。

  1966年5月1日,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

  袁隆平乐得合不拢嘴,他体味到了“为人父”的感觉是如此美好。他与岳母一起从医院里接回妻子,抱回儿子。一路上,他忍不住掀开小被子,亲吻幼子那稚嫩的小脸蛋,他喜欢闻幼子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奶香味儿。

  回到家里,邓哲要袁隆平为长子起名字。

  袁隆平说:“五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小五一是1966年5月1日降生的。袁隆平原以为这是一个吉祥日子,可没多久,

  “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

  确实如此,当小五一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命运的钢丝绳上颤颤巍巍地挪步,战战兢兢地走,一旦脚下失去平衡,就会跌落深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学校里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

  “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间,“打倒袁隆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 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坏之别,两极之分,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间派也是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桩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对待事物的态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捣毁一切,没有传承性,没有相容性。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来。

  因为他有一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旧社会读过洋书的“洋奴”母亲,他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因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是什么?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上了“黑账”本。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向造反派供应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他袭来!

  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他充分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公正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他了。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是与人为善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远了原本敬爱的袁老师。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说话,人们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人天生是要说话的,可是,当被人孤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他像一个哑巴,整天保持沉默。

  这一天,他踉踉跄跄来到曹胖公家门口,曹胖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反右派斗争期间的“中右”,也是无事可做。见袁隆平进来,忙说:

  “老袁,咱们杀两盘,让我一个 ‘车’怎么样?”

  他和曹胖公是棋友,以往,闲暇时光,他俩总爱杀上几盘,而今天的袁隆平全无那份雅兴。他说:

  “曹胖公,我只想找你聊聊。”

  他们可以说是肝胆相照的朋友。

  有人说,朋友是生活自然筛选的结果。社会这盘大筛子神秘地颠簸着、动荡着,有些人掉下去了,留在这筛子上面的一些人被颠簸在一起,便成为了朋友。

  他认为曹胖公便是与他颠簸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的心灵是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袁隆平有事总愿意和他商量,、有心里话愿意向他倾诉,他们也可以说是相知相依的朋友。

  这一天,他二人小心翼翼地谈谈现在,说说未来。

  曹胖公问袁隆平:

  “你这些日子在干什么?”

  “琢磨我的杂交稻。”袁隆平回答说。

  “老袁,你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朋友劝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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