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这才走近大榕树，坐在青石板上，从农民手里接过了烟袋，默默地、大口大口地抽起来。微风从沅水河对面吹来，挟裹着凉乎乎的水汽，汗淋淋的身子，顿时干爽了许多。每每与农民并肩坐在田头，他总有说不完的话。
一位作家曾说过：
“学者与平民之间，隔着一片苍翠的原野，如果学者越过这片原野，他就会变成一个圣贤。”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袁隆平日后终于成为了一个“圣贤”。
在田头，袁隆平与农民在一起，他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雪峰山的传说。生长在这里的山民可以不停地讲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绿色生命的传说。例如，一个湘西汉子为了给乡亲们除害，怎样变做一只苍鹰；一位少女为了恋人，怎样化做了雪峰山的美女峰；普渡众生的山神，怎样撒下一把珍珠，变成肥沃的稻田……
他发现山里人总是把自己的期盼化做故事，化做美丽的传说。这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构成了山民们对生命、对自然、对未来赞美的诗篇。
1957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这期间，袁隆平阅读了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
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
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需要谈
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
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袁隆平在毛主席要年轻人探讨“真学问”的思想鼓舞下，敢想敢干，决心敲响安江农校向科学进军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那是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盛行的年代。袁隆平作为遗传学教师带领学生们按照他们的学说进行试验。开头，他们选择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以期得到一个“无性杂种”，那就是要它上面结籽儿，可以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薯；地下结红薯，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当他们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以后，嫁接苗很快成活了，发芽了。但要使其结籽儿，必须进行短日照处理。当年安江农校试验条件非常差，没有遮光设备，袁隆平将自己的床单和被单统统拿出来，用墨汁涂黑，充当遮光屏障。
由于袁隆平的精心培植，月光花与红薯的嫁接果然长势良好。地下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公斤；地上也结了种子。为此，黔阳地委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的试验田里召开了现场会，这使得安江农校的师生深受鼓舞。
这期间，袁隆平在米丘林、李森科关于“无性杂交”理论的指导下，带领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多种作物的“无性杂交”，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农作物新品种。诸如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的一种新瓜；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
在“大跃进”的声浪中，袁隆平的试验成果备受赞扬。在全国跃进成果展览会上，有袁隆平科研成果的展台，记者蜂拥而至，全国多家报刊上出现了袁隆平的名字。
1958年，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将嫁接培育的那些特殊种子适时播种。可是，长出来的作物却令他非常失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依然是月光花，地下再也不见红薯的踪影。其他那些奇花异果也毫无二致。于是，袁隆平对自己搞的“无性杂交”研究开始动摇了，对于李森科遗传学说中的观点也产生了怀疑。他想到，从遗传学的角度考察，他所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其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进行这样的试验，始终跳不出嫁接培养和环境影响的小圈子。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进行这样的“无性杂交”试验，前途在哪里？
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在他看来，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既然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已经失败，只好毅然抛弃它，大胆地去探索新的路子。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单位“因子”的新概念，阐明了关于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杂交研究方法，把遗传学研究从单纯的观察推进到定量的计算分析，为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从而获得了1933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摩尔根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被誉为20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展。
然而，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却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某些学术权威视为异端邪说，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等帽子，受到有组织的批判。他们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斥为“反动的、唯心的”学说，某些人企图以这种非常手段巩固米丘林、李森科绝对权威的地位。
这期间，袁隆平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毛主席关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思想坚信不移。对几年来他根据李森科学说在科学试验中进行“无性杂交”所产生的“无性杂种”不能遗传等现实问题，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入研究。他既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又研究孟德尔和摩尔根，同时研究达尔文、魏斯迈，结合实践，进行比较和分析，用实践去检验，决心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袁隆平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总是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
同时，他也想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也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这种保守来自于对大自然的依赖，来自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崇拜传统观念，依赖自然，便是这种保守思想的体现。然而，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由于既肯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重视科学实践，所以他总能够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总能够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960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伫立在沅水洲头的一个橘园里，只见那橘树枝头开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花，一嘟噜，一串串。可一位果农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将许多小花连着枝条都剪掉了。他不解地问那果农：
“老伯，你把那许多橘花都剪掉了，多可惜呀！”
“花长得太密了，难结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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