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妇唱天随第四课
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抄，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情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官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杭城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唯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十五岁那年，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
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万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建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菜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深。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宁、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探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措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自行车）尾奔玉林、资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情的接待，看了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十五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三十三岁，她二十四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东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来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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