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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

  在南京,我好像从笼子里逃出来的小鸟,找到了本属自己的天堂。对方怎么样?问过她有什么反应吗?没问。为什么不去了解对方的反应?我觉得即使有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也不如不说的好。不过我也能理解白波的心情。她比我大胆,因为她是自由的,可以摆脱世俗的议论,放开胆量,占有她所爱而本属于别人的男人。可以说她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在南京的生活相当恬静而富于生气。我摆脱了上海的业务,以全部精力为南京《朝报》创作《小陈留京外史》,着重反映南京官场的丑态,曾经几次招了官僚们的疮疤,报社老板项不住了,不得已停画《小陈》,代之以《王先生到农村去》,以民不聊生的内容,间接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面貌。前后一年多,我大大开阔视野,不能不认为这和新生活所培养的精神世界大有关系。

  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 在和我共同生活期间, 受到我的启发,曾为上海《立报》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漫画,着重心理描写。主角是一个腰细得和蜜蜂一般的姑娘,以细腰显示其挺胸突臀的外形。这样的造型,打破了从外形出发的外观法,而用从人体本质特征出发的内现法,腰细到只剩胸臀之间的一个交点,夸张到近乎变形。故事情节也夸张到了荒唐的程度,例如,蜜蜂忌妒她的女朋友,恨不得一刀把她斩成两段,图画里真的把那女朋友斩成两段,把心理状态画成现实形象,看来不近情理,其实真合情理。“梦”是现实形象的思维反映,和现实生活相比,它就既是合理的,又是荒唐的。白波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基本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所喜欢读的书,如王尔德的《林格莱画像》、郁达夫的浪漫派小说,殷夫的诗等,都同属一个类型。

  白波在参加漫画群体之前是“决澜社”的成员,画的是油画。决澜社由倪贻德、庞意琴为首的一群青年油画家组成,首次画展在上海的中国科院大厦举行。他们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现代生活为目的,庞意琴《机器》一画可以代表决澜社的创作方向。白波在这次画展中,参加了一幅躺着的无头无脚的人体,我当时认为这是概括人体美的一件杰作,好像吃鱼,斩头去尾,取其最最鲜美最富营养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说,没了头脚,人体还成什么美?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最重实际的欣赏家,女人体最富于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女画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现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画家要高明得多,大胆得多。就这一幅画的构思,反映了梁白波过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胆识。回头看看她那幅《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讽刺画,对上海少奶奶的批评有多辛辣。

  从事漫画创作以后的梁自波,思维逻辑和那幅女人体画一样,表现了对事物透彻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泼辣,可惜由于它不合一般读者口味,被报社腰斩了。

  据我后来了解,白波曾给殷夫的诗画过插图。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到,给诗画插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象。白波的绘画才能,正好长于这方面的思维与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感到是和诗人相叙在一起,她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推动我在创作《王先生》漫画时,获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农村去》那套画,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能够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有时灵机一动,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和农民的依存关系。这对社会的深层发掘,使我的想像力长起了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的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我的灵魂之中,催化和异化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库、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宣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宣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媚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宣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谈起过她曾经和一个男朋友睡在一起,却不让他贴近自己的身体。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简直像一个星外来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她终于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于是,漫画战线失去了一颗发光的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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