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去休养，我则算好她分娩的日子，按时赶回老家。也真巧，我回去第二天她就生了个儿子，小名申布，族名善来。四年后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一儿一女都是请奶妈喂大的。生明明时，申布已四岁，丢给我母亲抚养。罗彩云无事一身轻，早已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生活作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做饭有娘姨，喂奶有奶妈，一切家务不用操心，还学会克扣家庭开支，积攒私房钱。我那时正画《王先生》稿费收入每月超过一百元，同时兼编《时代画报》，加上零星稿费，总共将近二百元，在漫画群体中，算是拔尖的，但工作也很辛苦。《王先生》局面已经打开，每周《晨报》一篇，每月《时代》一篇，每半月《北传》一篇，创作负担相当重，白天到时代图书公司上班，晚上绞尽脑汁画《王先生》，有时熬到深夜。这位罗氏夫人起初还亲自下厨，做几样好菜陪我吃顿饭，后来却逍遥自在，成天泡在朋友家的牌桌上，回来得很晚。因为她是文盲，和书无缘，精神世界非常狭小，为人之道懂得很少，我们两人之间无共同语言，总是话不投机。她的唯一美德，就是把家务安排好，但不和我多说一句话。我也乐得独自一人安安静静搞创作。久而久之，我们之间，除了所谓生物人的关系，毫无社会人的交流。我们之间，无所谓“貌合”，也无所谓“神离”；她的世界观是，男人挣钱养活女人，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经常对她说的一句话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儿吧！”
生第一个孩子，罗彩云说自己没有奶，非雇奶妈不可。我不信，由我母亲验证，才雇了奶妈，那是在浙江老家；生第二个孩子，在上海，未生之前早已找好奶妈，孩子落地，奶妈进门。我很奇怪，罗家族内嫁到县里来的姑娘，几乎个个生而不育，都雇奶妈，难道这是她们罗家的遗传？生第二个孩子时，我故意问她，为什么没有奶？她虎起脸说，我当姑娘就束胸，我们结婚那晚，你把我那件小马甲撕破了，难道忘了！她这么回答，我还问什么？
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个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 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志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十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根，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抢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带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做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几个字，记得1935年我和梁自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模就换得出来，在娘家早就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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