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追记大跃进年代
1958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 农村公社化也迅速完成， 党中央号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先是全民炼钢，后是农业大跃进，群众运动处于疯狂状态，一心以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已近在眼前。一切生活、生产常态都被冲垮，谁要是走得慢一点，不是被硬推前进，就是被踩倒在地，让敢想敢干的人从身上踩过去。那两年我不敢落后，从农民那里学会编顺口溜，歌唱社会主义；订创作计划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日计，唯恐订少了，被人笑话，戴落后帽子。现在事过境迁，从画筐里捡出我那本《大跃进诗画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第一页《多面手》，顺口溜写道：
体脑并用，文武双全，多面能手，干劲冲天！
工农商学兵，一身兼。
第二页《农业中学》写道：
半日读书，半日出勤，既是学生，又是农民。
教育与劳动关系紧密，脑力体力从此结合。
第三页《劈山大渠》写道：
黄羊山下桑干河，古来无人将它堵；
如今劈山寻常事，桑干河水上山坡。
第四页《卫星玉米》写道：
庄稼顶上红旗飘，疑是麻雀遭围剿；
走进玉米试验田，十八罗汉一稳摇。
第五页《棉花盖棉被》写道：
深耕厚肥保丰产，覆被张灯却风寒；
日夜滋长无休时，艳称徐水棉花王。
第六页《万猪社》写道：
怀来万猪社，争夸西榆林；
场长善体贴，青春二十另。
第七页《果林拜师》写道：
到农村，事事新，知识分子走马赶先选
果树下，开讲座，农民老师演说大跃进。
第八页《猪圈无蝇》写道：
积极分子少先队，手执蝇拍除四害；
因何指标完不成，苍蝇不到猪圈来。
第九页《诗歌乡》写道：
怀来县委有诗人，下放作家是乡长，
主任原是老歌手，花园乡里诗满墙。
第十页《塞上江南》写道；
点点浮渔舟，处处忙插秧；
分明是塞上，一跃变江南。
第十一页《新村》写道：
为因避低湿，合力迁村庄，
不分你与我，一律向阳房。
第十二页《牛爸爸》，写道：
张北高原海子边，牲畜增产牛领先，
中原送来大红牡，黑白花黄齐配边。
1958年我还有一幅六尺立轴，标题《六臂神农》，题诗云：
多面神手是公民，身兼工农商学兵，
脚踩飞轮争上游，闯进共产主义门。
1959年春节刚过，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师生来到河北省束鹿县南吕村实习。全国农村掀起的诗画运动中，南吕村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几句七言、五言的排句诗歌，歌唱大跃进，歌唱三面红旗。我们学习艺术的人，自以为只要心虔意诚，谁能从农民那儿学到先进思想，就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后来证明，那是刮“共产风”，不是什么共产主义。
进村之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集中在小队食堂吃饭。那时，大跃过轰轰烈烈，村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队组织男女青年两个突击队，建起两座大席棚，男女分两厢，集中全村最棒的单身强劳力，集中生产，集中生活，种集体试验田，吃集体大锅饭。上工、下工，吃喝、睡眠，都按吹哨打钟行事，俨然是个共产主义小社会。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近在眼前的共产主义，心里感到飘飘然。
这次下去实习，规定第一阶段向农民学习，着重改造思想；后一阶段画农民，搞创作，从艺术实践检验学生思想改造的成果。这种安排，足以证明我们带队的老师们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看得多么简单，把思想改造看得多么快速。实习将近结束时，我们开了一次创作小稿观摩会，小稿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不用问，当然全是南吕村的疯男疯女，怪人怪事，比如青年突击队啦，吃饭不要钱啦，诗歌满村墙啦，婆婆扭秧歌啦，结果当然是构思雷同，题材撞车。独有一幅小稿，画的不是上面那些撞车题材，而是画了一个女学生，躺在炕上，房东老大娘坐在炕沿给她喂汤，同院的妇女都来慰问，题目是《我病了》。这个不同凡响的构思，促使我那浑浑然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认为这是一张鹤立鸡群的好小稿。我问这个学生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她说，“我病了，吃不下饭，不能去食堂，房东老大娘发现之后，给我煮面做汤，邻居们也都来看我，有送鸡蛋的，有送糕点的。您知道，老乡在食堂吃的是白薯面窝窝，留下一点白面、鸡蛋是给孩子们吃的，都给了我，把我当亲人看待，我要画她们。”
那几年的创作指导思想是先有主题，后找题材，下到生活都带着框框，什么能画，什么不能画，都得服从这个框框。这个学生脑子里当然也有框框，不料她得了病，病中深深为大姐大嫂们对她的关怀所动，一股感情热流冲破了她的框框。我这个当老师的，脑子里的框框当然更多，叫我如何评价这个学生的创作构思呢？若是凭当时的框框来评价，这个构思当然应被否定，然而在那么多的公式化、概念化、神话化的创作小稿中，《我病了》这幅小稿犹如一颗明珠，发出强烈的冲击波，冲破了我头脑里的框框。我毅然决然肯定了她的构思，并且向同学们说：“《我病了》这幅小稿，表现农民对我们的关怀，反映了我们和农民之间建立了感情，这是从实际生活的感受发掘题材从而凝成主题的好例子。我们应该提倡这种有真情实感的创作构思。”
这番话是这幅小画的真情实感引出来的。我敢于冲着那么多大跃进的豪情壮语而赞赏这富于人情味的生活小品，岂不太过份了吗？我意识到这番话是在和大跃进大潮流唱反调，心里有点嘀咕，可当时并没有受到反驳，相反，事后和老师们的交谈中，都认为我对创作《我病了》那个学生的评语是对的。这么一说，我们带着特定的主题框框下生活是错了。
在“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一节里，我回顾了大跃进期间带学生两次下乡的情景。从那时开始，我向农民学写顺口溜；学会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和农民同台朗诵诗歌；也在绘画创作上发挥共产主义的大胆构思。那一年我画了《大跃进诗画》册页十二开，《六臂神农》一大幅，着实疯了一阵。但是，我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在许多事实面前，心里并不真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超科学、超现实的幻想。比如，肯定那个女学生富有人情味的创作构思，说明也有头脑清醒的时候。又比如1958年带学生在永定河畔清白口傅家台实习期间，村干部用算盘子一打，说全村几百口人的口粮，只要在两亩地里撒上足够的麦种，就解决了，可以把全村的地匀出来种经济作物，那样，傅家台便进入共产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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