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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1-11.《王先生别传》与《小陈留京外史》

  30年代初,《晨报》在上海出现,这是国民党夺取舆论和文化阵地的一项重大措施。《晨报》筹办之初,三友实业社那位姓季的画家,向《晨报》主人潘公展献策,主张每逢星销日随报附送一张画报,用以招揽读者,并推荐叶浅予为画报画一个漫画长篇,填补《上海漫画》的空缺。这个主张为《晨报》所接受,姓季的当即跑来找我,鼓动我干脆把《王先生》搬到《图画晨报》,答应给我每月一百元固定稿费,不过有个附带条件,就是要给《图画晨报》封面封底固定广告户画两幅现代仕女画,也就是把《图画晨报》的四版彩画全部包了。这笔报酬不算少,我心里掂了掂,《时代》每月二套,《晨报》每月四套,吃得消吗?听人说,上海这地方,只要有本事,拼着命干,日子一定过得好。何况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已经有了一个家,开支够大的,于是壮着胆,把这任务接了下来,为《晨报》卖了五年力。

  上海《晨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潘公展集资经营。潘是老上海,是国民党二陈派的重要人物,以前办过报。《晨报》每周附送一张画报,虽非创举,可是在和申新两大报的竞争中却是有利的。我接了这个任务,王先生从《时代画报》又跳到了《图画晨报入为了和《时代》的王先生有所区别,《晨报》的王先生定名为《王先生别传》,王先生的打扮也有所变动,原来穿西装的,改为白长衫和黑马甲(背心),头上仍戴白盔帽;其他人物一概照旧。原来的九格改为八格,顺序由左行改为右行。从那时起,除了兼任《时代画报》编务,我主要的精力放在创作《王先生》长篇上。任务是够重的,但比起1936年为南京《朝报》画每天四格的《小陈留京外史》却还算轻松。

  《晨报》主编对“别传”内容从不过问,任作者自由发挥,因而我感到精神十分舒畅。记得有一期画的是王先生当了警官,带部下去监视学生示威游行,表现了一幕向学生求饶的丑剧,显然是讽刺政府当局的,事后却并未受到指责。另一次画学生募航空救国捐,王先生躲躲藏藏逃避募捐,意味着对募捐的反感,也并无反应。时间愈久,我愈明白,国民党的统治,也像只纸老虎,并不可怕。不过,你要真是异党分子,那可不客气,“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漏过一人。”王先生是个吸引读者的丑角,随便他干什么,绝不能成为异党分子。我这么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反过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吧。

  漫画细胞在我的肌体和血液中,在上海的十年中,无疑居于主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先生》不能在日报画刊中存身,我却拿了这支画笔和漫画界的伙伴们,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以另一种方式发挥漫画的战斗功能。即使在我从事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年代中,漫画细胞仍然在我的作品中起到“发酵”作用。1982年的《长安怀古》,1984年的《神游天安门》,以及最近的新作《富春人物画谱》,无不反映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讥讽诙谐态度。60年代“文化大革命’潮间,我被红卫兵造反派所迫,承认自己是个“游戏人间的玩世派”,这当然指我的漫画生活造成了我对人生现实的态度。但是,认真检查起来,这不能叫“玩世”或“游戏人生”,实际是指我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讥讽和诙谐的态度,正是被这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现实世界所逼出来的,逼得我不得不从反面来看这个世界,从丑恶污浊的一面来反衬光明美好的一面。

  1936年我为南京《朝报》画的《小陈留京外史》表现南京小官僚的嘴脸,也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堂堂首都的官场生活。我认为王先生是封建型的破落地主成分,不宜在官场鬼混,小陈则是上海殖民地出身的富家子弟,和南京官场可以有各种裙带关系。所以我把这两个丑角分了家,安排小陈单独进京去捞世界。《朝报》出现的留京外史第一篇,画的是小陈从上海乘夜车到达南京,清晨在和平门下车,遇到宪兵巡警检查行李。小陈大模大样打开衣箱,衣服上面躺着一封八行书介绍信,收信人不是某局长便是某部长,小陈仰着头似理不理,宪兵巡警只得盖好箱盖,在箱盖上用粉笔划个“已查”的记号。小陈便坐上来迎接的汽车,扬长而去。这个材料我怎么得来?说得巧,就是我初到南京在车站所见的真情实景,我便借用为小陈进京的威风。

  在此之前,小陈乘车用的是免票,列车员来查票,一看是路局的免票,便问:“局长是谁?”

  小陈答:“是我姐舅。”

  又问:“处长是谁?”

  答:“是我丈人。”

  进京不久,小陈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局长官职,刚上任,第三天要做总理纪念周,局长是一局之长,纪念周上要背总理遗嘱,小陈练了三天,睡觉做梦都背遗嘱,坐在恭桶上也背遗嘱。临上场,“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凡……”把“四十年”忘得一干二净,大出洋相。这篇《留京外史》遭到非议,说我有意丑化总理遗嘱,《朝报》老板受到警告,和我商量,以后别画小陈了,还是请王先生登场吧。《留京外史》画了不到半年,改画《王先生到农村去》,半年以后,农村题材也出了毛病,触犯了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最后不得不请王先生离开农村,到夫子庙茶馆书场当老板,把王的女儿阿媛送到书场上卖唱又卖相。卢沟桥炮声一响,王先生的穷途末路也告结束。

  大约在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把我的《王先生别传》和《小陈留京外史》原稿全部搜去,印了六本画册,总算给我在社会上留下了一份遗产。而我自己手头所留的这六本画册,却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至今尸骨全无,找不回来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满脑子教条,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切矛盾都不存在了,王先生和小陈已成为历史的残渣余孽,我举起一只脚,把他们踢进了历史垃圾箱。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把我叶浅予也当作历史垃圾,送进了牛棚,关进了监狱,当作历史反革命处理,这才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省悟过来,重新认识了我这段上海创业的历史意义。1986年,经毕克官帮助,从朋友处借到全部王先生和小陈画集,重新编印了一本《王先生与小陈》的选集。面对着这本选集,我思潮澎湃,感慨无已。

  在我写这篇“上海创业”的历史过程时,身处浙西的天日山自然保护区,双目所见是古杉新竹,两耳所闻是鸟语虫鸣,心旷神情,一派虚灵。手头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凭着心灵的飞驰,倒转时间的流向,沉思当年的艰辛岁月。可是,这位我所杜造出来的老丑角,总是对我嬉皮笑脸,不让我触动灵魂深处的创伤。我握紧拳头,向书桌一击,命令他收起那副怪相,老老实实帮我回忆十年的岁月。他似有所悟,板着脸向我诉起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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