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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1-10.主编《时代画报》

  好好的一份《上海漫画》竟然弄到拆伙收摊,我实在不甘心受此挫折。然而,刀把子握在张氏兄弟手里,争也没用。那么光宇对他兄弟为何如此迁就呢?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并未想过,到了老迈年龄,经历风雨多了,忽然发现还有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当时并未想过?要是那时发现了,也许《上海漫画》的命运,不至于如此下场。我和张氏兄弟相处三年,觉得老兄是个真正的艺术家,老弟虽也从事漫画创作,所作所为毕竟带点市侩商人气。那三年,他掌握着《上海漫画》的经济大权,和报贩老板关系打得火热,各家广告客户,由他个人打交道。刊行社有个名义上的会计,是郎静山介绍来的,成了正宇个人的账房先生。在《上海漫画》的生死关头,做老兄的没法辨明是非,一味听老弟指手画脚,而我这个不懂世道的小子,什么都听老大哥的,明知道老弟私下承办《时代画报》有些踢跷,但也不敢挑明,只能顺水推舟跟着走。

  光宇、正字为了母丧,奔走在上海、无锡之间,把《时代》这副新担子交给了我。正宇平时包的那辆人力车,以及和报贩老板的关系,也一起交给了我。我一下子抖了起来,由小伙计一变而为不大不小的“老板”,心里有点发毛。可是,坐上那辆包月的黄包车,进出南京路,却又有点飘飘然乐滋滋。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历史,看清楚自己的灵魂深处,已经被洋场市侩的细菌侵蚀了。好在这段时间不长,张氏兄弟办完丧事回到上海,我仍然恢复到原来的小伙计地位,当了《时代画报》的编辑,《王先生》长篇也从《上海漫画》移到了《时代画报》的版尾。

  没有看错,张正字真是个社会活动的干将。几个月后,他宣布已和当时相当活跃的新文人邵询美和画家曹涵美合伙,组成了“时代图书公司”,在四马路租到沿街的铺面,要开设书店,寄售各家出版社的书刊。他说,邵、曹二家都是有钱的主儿,各拿两千元作开办费,张氏兄弟和我都将成为这家公司的合伙投资者,也就是合法的“老板”。为了不使二张一叶感到寒酸,决定将四千元资金分为五股,每股八百元,名义上二张一叶也成了股东,借以发挥我们三人的积极性。这么说,二张一叶仍是空头老板。可是到了1935年,时代图书公司宣布经营亏损,第一批资金快烛光了,开临时股东会宣布暂时停业,移交邵、曹二人接办,却议定二张一叶对邵。曹二户各负债八百元,我们倒成了负债者。后来,我因家庭变故,从上海迁居南京,受聘为《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连载长篇漫画;张氏兄弟则自立门户,办了个独立出版社,出版《独立漫画》月刊。

  写到此处,应该回顾一下时代图书公司的初创和全盛时期。

  张正宇宣布时代图书公司成立后,第一次董事会推举张光宇为总经理,曹涵美、张正字为副经理。邵询美因身任新月书店经理,专管新月书店业务,不愿过问“时代”的事,这一摊子仍归张氏兄弟包揽。这儿得点明一下,曹涵美原本是张家的老二,因舅家无嗣,过继给舅家为子,因而改姓曹。张光宇名义是总经理,经济实权却操在老二涵美手中,而出版业务则归老三正字经管。叶浅予被任命为《时代画报》主编,宣文杰当了我的助手。此时,由正宁鼓动,邵询美又出资办了个印刷厂,从德国定购了一套影写凹版设备,在平凉路安装齐全。不料快开工时,十九路军在沪北举起抗日大旗,和日本驻军开了火,而“时代丫址正坐落在日本驻军地区。邵询美急命工厂搬迁到法科界某条街上。沪战期间,工厂不能开工,画报暂时停刊。等到战事结束,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被调到福建。不久,蒋光拥、蔡廷指在福建起义,宣布成立人民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动剿共之军,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此时《时代画报》已经复刊,发表了一组福建人民政府时期的社会活动照片。孰料四马路时代公司门市部玻璃橱窗上,被人贴上了一张对《时代画报》的警告信,说画报“有红色嫌疑,当心被砸!”署名“上海反共别动队”。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正在加紧,上海的反共宣传也在加剧。我们只好通过关系,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声明,这批照片是一个读者投的稿,编者不明真相,发错了,以后保证不出错。这样,“反共别动队”才不再光顾了。

  时代图书公司的全盛时期应当是1934年搬进汉口路新建成的弄堂房子以后。当时登出广告,宣布同时发行五大杂志:一是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二是叶浅予主编的《时代画报》;三是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四是宗淮庭主编的《时代电影》;五是张光宇主编的《万象》月刊。除期刊之外,先后出版了好几本画册和图文并重的小书,例如叶浅予的《王先生》画册,黄文农的《文农讽刺画集》,张光宇、邵询美合著的《小姐须知》、张光宇的《民间情歌》等等。全盛时期的时代图书公司,自办编辑,自办印刷,自办发行,看起来像一家规模不小的出版商。编辑室人材济济,仅《时代画报》这一组,我任主编,张大任任助编,王敦庆任泽编,陆志库任美编,一共四人。三楼布置了一个摄影室,由专任摄影记者王任槐负责,经常请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来留影,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时代》及各期刊用过的照片,都由宣文杰归总保管。

  作为《时代画报》的主编,我和全国各地的职业或业余摄影家经常保持联系,我自己也拿起摄影机拍摄人像和风景照片,并以“初萌”笔名,在画报上发表我的习作。发表多了,我居然被上海的黑白社吸收为社员,参加了几次黑白社的摄影展。

  自从1935年墨西哥漫画家阿佛罗皮斯访问上海和我相识后,我受其影响,也拿起速写本,在生活中画速写,渐渐和摄影机疏远了。这年我有机会第一次畅游华北大地在北平故都,干脆把摄影机丢了,集中全身心画速写。这是我从事美术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在生活中记录形象,也是美术界改变创作风气的一次尝试。

  1935年北游回来,时代公司给我出了一本《浅予速写集》,不久上海杂志公司又出了一本我的《旅行漫画》。速写是美术造型训练中的一种手段,过去仅仅作为造型的基本功,并没有把它当作在深入生活中记录形象的手段。我的尝试,后来成为美术界的新风尚。1947年我受徐悲鸿之聘,到北平艺专教画,在国画系一个班上开了“速写”这门课,据说是中国创办现代化美术院校以来最新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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