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参与制定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争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合作……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坚持同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①他先后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对于发展中国同其他各国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也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的尊敬与信赖。
①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29日。
六、告台湾同胞书与“九条方针”
叶剑英一直把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放在人大常委会工作的突出位置上。
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的。告台湾同胞书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务会委员和政协常务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当会议要对这个文件进行表决时，叶剑英再次询问各位常委还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热烈鼓掌，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告台湾同胞书》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发表，明确提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告台湾同胞书》全文2000多字，言词恳切，感情真挚，含义深远。它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和态度，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台湾当局尽管继续表示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强硬姿态，但是他们的心理上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要求互相来往，实现统一的潮流，是台湾当局想阻挡也阻挡不了的。台湾当局的某些高级人士和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出了赞成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
叶剑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2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他在谈话中提出，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国家将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领，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它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同胞书》更为强烈的反响。在国内，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或发表谈话，一致拥护叶剑英委员长提出的九条方针。台湾同胞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翘首远望，从辽阔的海面上，仿佛看到祖国统一的曙光正在冉冉升起。他们感到九条方针政策是宽厚的，具体的，照顾到了台湾方方面面的利益，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诚意。台湾知识界尤其活跃，九条发表后，他们冲破禁忌，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探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提出了种种具体的建议。台湾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士以及著名的非国民党人士，也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台湾的出路离不开大陆这个“母体”。他们对于国民党当局“不谈判”的立场和拒绝“三通”的做法，表示不满。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美国一些报刊认为：“中国提出的同台湾重新统一的条件，是迄今它们提出的最宽宏大量的建议。”日本政界一些著名人士赞扬叶剑英的谈话“积极稳健富有诚意，应给予高度评价。”
叶剑英关于九条的谈话，实际上明确阐明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正如邓小平在19S2年1月所指出的：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
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是与叶剑英在“西安事变”时的老朋友。几十年来，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受到不公正待遇。叶剑英十分关注张学良的情况，数十年来一直珍藏着一帧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送给他的照片。
照片旁边留下了叶剑英当时写下的一行亲笔字：“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
他多次托人了解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并请人给张学良传话说，我们是“西安事变”共患难的朋友，我很惦记他，欢迎他回来看看，回来以后还可以再回台湾。遗憾的是，叶剑英盼望张学良回大陆观光的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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