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向全院人员讲话，首先提出军事科学院的性质是“学习、研究、生产的三者统一的机关。”
接着，他着重说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军事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是研究战争的理论科学。世界上有很多理论，不一定都是科学，而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却是真正的科学。这种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战争的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就是要解决对战争规律的全面的系统的认识。针对当时军队内部有些人不重视总结自己经验的倾向，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自己有经验没有？打了二三十年仗，经验多得很，一个小小的战斗，都包含有真理性。但是这些真理的颗粒还被埋藏着，埋藏在毛主席脑子里头，在元帅、兵团、军领导同志的脑子里头。为此，必须把各个负责同志脑子里的东西用什么方法搞出来。原料取出后又如何整理？要像国棉工厂那样，经过多道工序，把棉花织成布，变成成品。
叶剑英语重心长的讲话，使全院研究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但也有少数同志不安心搞研究工作。他反复耐心地进行思想教育，说：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关系到未来战争的胜败，只要战争危险存在一天，就不能放松这项工作。
大家要“安居乐业”，要有“工作在科学院，死在红山口”的长期打算。
二、确定科研方向
为了把军事科学院办得更好，叶剑英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建院经过，并对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任务、对象及方法步骤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请示。这个报告，可以说是一份军事科学院总的工作大纲，是为全院工作奠基定向的重要文献。
在报告中，叶剑英首先从部队作战、训练急待解决的问题出发，说明创建军事科学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其一，部队和学校训练所采用的各种条令均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它不可能与我国我军情况完全相适应，如我国的经济条件、地形、气候，我军现有的装备、优良传统等等，与苏军有很大的差别。几年来，许多事例证明，完全采用苏联的一套，很难避免产生死搬硬套、削足就履的教条主义倾向。有的学院学员反映，教员上课很少举我军的战例。南京部队反映，他们部队在搜捕匪特的战斗动作中，竟完全采用正规的战斗方法，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由此可以理解，编写适合我军的作战条令，已成为当务之急。其二，我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可是除了建军原则、军事路线、战争理论、战略问题，在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作了系统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外，在战役和战术方面尚缺乏全面的总结。目前如不抓紧时机，采取老少合作的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研究和总结，因循下去，待老成的凋谢了，就会有失传之虞。
由此他进一步论证说：“军事科学上，不进则退，‘落后的总是要挨打的’。为了摆脱我军在现代战术和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状态，为了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将目前我军各军种、兵种、各高级院校已经分别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组织起来（一部分是自发性质的组织），以便统一规划，组织协作，交流经验，建立一个军事科学院，亦属必要。”
关于军事科学院应当遵循的工作方针，叶剑英在报告中初步拟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广泛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我军战史。
叶剑英在报告中进一步确定了工作步骤：第一步，从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开始，使干部了解人民解放军30年来光荣传统和丰富的战斗经验。第二步，从研究军队的具体情况入手，使研究人员完全熟悉我军情况；同时了解敌军的编制装备及作战特点，以便知己知彼，制定出适当的对策来。第三步，采取批判学习的态度研究苏军的各种条令，吸取其先进经验，编写出军队的作战条令。①
①叶剑英：《军事科学院筹建经过及今后工作方针问题给主席的报告》，1958年2月25日。
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上述各种意见，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1958年7月间，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应该集中一批有丰富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是毛泽东直接交给叶剑英的一项新的任务。
三、建立全军的科研机构和队伍
为了完成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交给的各项科研任务，叶剑英经过与军委领导人多次交谈，召集军科院党委多次开会务虚与务实，心里逐渐形成一个蓝图。1958年底，他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编写条令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粟裕、宋时轮、杨勇、杨得志、张宗逊、张爱萍、韩先楚、萧华、许光达、许世友、唐亮、廖汉生、陈再道、洪学智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他虚心向大家请教，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准备，1959年1月12日至28日，全军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彭德怀等军委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叶剑英介绍了全军科学研究的组织状况和工作状况，充分肯定了过去几年的科研成果和经验，并提出全军科研工作要“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和研究体系。建议在全军范围之内，成立一个军事科学研究委员会，各个主要军区和军种（海军、空军）成立分会，各兵种司令机关成立相应的军事科学研究部门。①要做到统一规划，全军动手，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叶剑英通过这次会议和以后连续召开的几个会议，不断解决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
①叶剑英在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开幕时的讲话，1959年1月。
如何确定军事科学的分类体系和研究范围？这是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1958年初，叶剑英指出：“人类知识有两大类，一是自然科学，一是社会科学，综合的是哲学。现在又有个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认识自然，技术科学改造自然。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军事科学又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他认为，军事科学应当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军事科学的骨干。1960年2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更明确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上可划分为：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军事学术，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军队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这一科学的阐述，是叶剑英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而提出来的独创见解，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它明确了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的体系构成，对推动军事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进行军事科学研究？这也是在军事科研方针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无论编教材，写条令，钻研每个专题，都要有依据。依据什么？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以我为主”，这就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收苏联及其他国家的经验；认真地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时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叶剑英解释说，这五条是个统一体，不能孤立与分割。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们进行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统帅和灵魂。
总结经验、学习友军、研究敌人都必须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指导。人民解放军的经验是我们研究与发展军事科学的宝贵基矗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立足点。照顾将来就是要看到发展。总起来贯穿着一个“以我为主”的精神，就是要“在我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叶剑英强调指出，“以我为主”，有主就有次，主次是对立的统一。“我”不是孤立存在的，“我”的对立面是“敌”，我的旁边是“友”。因此，“以我为主”还要有选择地学习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我”本身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因此要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现实，着眼于将来。由此可见，上面提到的各点互相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其中主导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只有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友、敌和过去、现在、将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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