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闽西肃反的困惑
叶剑英辞别家人后，与卢伟良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扮作互不相识的旅客，一块从香港乘船，到达汕头。登岸后，改乘汽车至澄海。接着，开始步行。从黄冈圩到埔东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动民团和土匪出没。他们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盘查，加紧赶路。为了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一路上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诗词，还时常讲些笑话。经过一段艰苦行军，他们到达埔东游击区。游击区中共县委负责人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等安全到达，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他们。县委负责人请叶剑英给大家讲一讲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不顾旅途疲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同大家座谈，了解当地斗争的情况。他们在埔东住了三天。然后，县委派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虎岗乡，受到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发的热情欢迎。
虎岗乡在福建永定县，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村村有游击队员、自卫队员带着大刀、长矛在放哨，家家墙壁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穷苦百姓们由于打土豪分田地，个个喜气洋洋。置身于这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叶剑英感到十分畅快。
然而，叶剑英在虎岗乡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即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天，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肃反大会，邀请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盛情难却，他只好按照一般情况，在会上讲了肃反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
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不知残杀了我们多少革命的工农兄弟和革命领袖。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也决不能“姑息”、“仁慈”，对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叶剑英因刚到苏区，不大了解情况，认为为了巩固根据地，有必要进行肃反；但又认为不能乱抓乱杀。所以在谈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时，他强调决不能用报复的手段，而应当用革命的法律。
叶剑英讲完以后，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大讲特讲所谓苏区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案件。叶剑英听了，感到迷惑不解。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苏区保卫部门负责人对一些“犯人”进行宣判。当保卫部门负责人念完一个人的所谓“罪行”材料后，主持会议的人就高声问：“犯人该不该枪毙？”台下的群众举手说：“枪毙！”就这样，有10几个人被判决处死。有的“犯人”听到判决后，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①叶剑英目睹这一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头，就问会议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命分子多阴险，临死的时候还欺骗群众咧！叶剑英对这种解释很怀疑，心想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苏区，不熟悉情况，不便多说。几十年后，他回想起这件事，感慨地说：“今天看来，那时的打击面过大，有些不应该杀的杀掉了，不应该抓的抓起来了，这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痛心的。”②
①访问罗明谈话记录，1986年11月。
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3年3月7日。
叶剑英在虎岗乡停留期间，还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对红军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扩大红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
三、参与反“围剿”的作战指挥
叶剑英一行在闽西停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于1931年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未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团也来到苏区，并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①叶剑英领导编委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
①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九号通令，1931年4月17日。
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前夕。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于4月又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
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劝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②由于会上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未明确表态。
②在瑞金、叶坪纪念馆、江西省委、瑞金、宁都县委党史办查阅的资料，1990年
由于会上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有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好”，即红军好，群众好，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依靠群众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会议接着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有人主张先拣小的打，林彪等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先拣强的打，“打得一拳开，迎得百事来”。毛泽东笑了笑说，这一拳打不开呢！不是百事不来了吗？他接着说，我主张打中的，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毛泽东提出先在赣江西边打兵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可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根据地。叶剑英在会上边听边记，认真思考。他听到毛泽东精辟的发言，茅塞顿开，衷心拥护。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叶剑英参与了这次战役的指挥。他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从7月至9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叶剑英积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出席军事会议，深入前线，指挥莲塘、良村、黄坡、老营盘、高兴坪等战斗，歼敌17个团、3万余人。①苏区中央局会议关于战略问题的讨论和两次反“围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叶剑英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他自己后来常说，那几个月，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关键性的“飞跃”。通过会议的争论和战争实践，他深深感到毛泽东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料敌如神，知己知彼，素孚众望，深得人心。他下决心拜毛泽东为师。他特地找到毛泽东，主动地向他汇报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和体会。①毛泽东对叶剑英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欢迎。
①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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