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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通过这个革命组织,党的指示精神和“老团长”对起义准备的具体要求,得以在全团贯彻实施。由于党的领导加强,“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受到削弱,广州起义的武装准备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

  三、调虎离山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和“老团长”的布置,教导团经常派出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学员深入到市区、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指导工人纠察队使用武器。一些女生队的学员也穿起工人服,外出宣传,和女工一起讨论革命大事,受到工友们的欢迎。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与广大工人打成一片,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教导团党组织在叶剑英提议下,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各有侧重地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每天,在晨光熹微中,一队队的教导团战士便开始了长跑锻炼。他们向着沙河方向,一直跑到黄花岗。在巍然肃穆的七十二烈士墓碑前,列队集合,高唱革命歌曲,抒发战斗激情。教导团战斗力日益增强,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正当教导团厉兵秣马、待机而动之际,粤系张发奎与桂系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的斗争愈演愈烈。

  自从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黄绍竑得胜回归广州,代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自恃实力壮大,遂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自任军委主席,并企图取消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直接指挥第四军。张发奎也不示弱,表面上声称要出洋,暗地里却召集军官会议签名倒李。这时,遭到国民党政府排斥的汪精卫,想利用张发奎的实力,赶走李济深,插足广州。而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唐生智排挤暂时下野的蒋介石,也施展其两面派手法,拉张反李,妄图坐收渔利。汪精卫迫不及待地跑到广州,到处发表演讲,宣扬他的“护党运动”和“在夹攻中奋斗”的陈词滥调,遭到广州工人群众的怒骂和讥讽。

  叶剑英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陪同张发奎、黄琪翔等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多次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汪精卫正与张发奎密谋,要将李济深调开,并乘机解除其部队的武装。叶剑英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败,张、李矛盾,大可利用。于是等张发奎找他商量倒李之策时,他完全支持张的主张。不久,汪精卫以解决党内纠纷、出席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为名,于11月16日骗李乘军舰同赴香港并转道去上海。随后,黄琪翔即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事变。一场争夺广东政权的军阀战争终于开常“事变”前夕,黄琪翔与叶剑英商量,决定以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进行逐桂之战。17日凌晨,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全团官兵按照预定部署,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接着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地,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

  桂系部队节节败退,很快被逐出广州。黄绍竑早已预感到这场角逐的败局,非常痛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均未得逞。这次“政变”本来要捉获黄绍竑,因他化装出走,没有找到。后来,黄从香港逃到广西去了。

  在这场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攻占了迫击炮制造厂,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

  张发奎、黄琪翔通过这场被南京政府称为“急煞人的广东事变”,夺得广州政权后,马上在东较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张、黄首先得意地发表演说,但未引起多大反响。随后,叶剑英登台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高举红旗,高呼“打倒新军阀!”“士兵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他们还当场散发革命传单。教导团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被深深感染,公开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

  “护党”祝捷大会上显示出来的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情绪,使张发奎大为惊恐。他进一步撕下“左”的假面具,采取了加紧镇压工人运动的步骤。同时,他对教导团越来越不放心。为了控制教导团,他将自己的表弟朱勉芳派往团里当参谋长,又安插一批亲信到教导团,严密监视革命师生的活动。但是,由于教导团的中共组织基础雄厚,叶剑英的影响较深,实际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老团长”的手里。就在张发奎把注意力转向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李济深、黄绍竑却在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

  ①访问宋维靖、魏鉴贤、左洪涛谈话记录,1984—1987年。

  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的主张全面出击,有的主张先打东路之敌,有的主张先打西路之敌。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叶剑英在发言中,首先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陈铭枢由福州进入潮汕,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他主张捏紧拳头,集中兵力打击广西一路来敌,先拿黄绍竑开刀。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见时机成熟,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参谋长的身份建议速战速决,说:“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

  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将广州防务交由叶剑英负责。黄琪翔根据叶剑英提出的作战方案,率第四军主力缪培南第十二师、许志锐第二十六师开赴肇庆、梧州一带,进击黄绍竑;派政变后新编的教导第二师黄镇球部增防西江;派薛岳师和李福林军的两个团去江门、四邑,以钳制态势向徐景唐的十三师逼进。其余部队也大都调至广州外围防守。这样,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和警卫团一个营及其他少数部队。广州一时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就给革命武装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

  四、加强起义武装力量

  为了不失时机地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党加快了起义的步伐。10月至11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在广州起义的问题。正在香港养病的周恩来抱病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李、黄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

  起义急需加强武装力量。为此黄锦辉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当时,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军官成份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晤张发奎,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张发奎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叶剑英的建议。叶剑英顺势推荐了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张发奎交给叶剑英全权办理。叶剑英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蔡申熙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叶剑英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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