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失误导致我国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有尖锐化的表现，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甚嚣尘上。赫鲁晓夫集团公然撕毁苏联援助我国的六百个合同，撤走在华全部专家，恶化两国两党的关系，向我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枭视狼顾，跃跃欲试，妄图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印度扩张主义者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屡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在这种严重形势下，党中央和军委决定加强战备，实行全民皆兵，以便随时准备给入侵者以粉碎性的打击，是必要的。
罗荣桓同志主持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工作，适应战备形势的需要，使民兵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底统计，全国民兵发展到一亿六千三百二十八万人，其中基干民兵七千五百八十万人，武装基干民兵四百五十六万余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军。从边防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工矿企业到大专院校，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充实和配备人民武装干部六万六千九百余名。据沿海七省和京津沪三市调查，民兵组织比较健全的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沿海和边防地带，军民联防进一步强固，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粉碎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劳武结合的原则，共训练民兵和干部三百余万人。组织大批老兵复员，新兵入伍，保证了部队的血液更新和备战需要。总之，我国的民兵：厂作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开始向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迈进。
我继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后，我国的经济形势已有好转，但美帝与苏联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却有增无已。美帝国主义的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并有将战火燃向越南北方的可能。中苏两党的分歧愈加尖锐化、公开化，赫鲁晓夫垮台后，勃列日涅夫集团变本加厉，在中苏、中蒙边境不断增兵，将原十几个师的兵力增至四十三个师，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我们的备战和民兵工作，当然只能大大加强，而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削弱。起首，我着重了解民兵工作的状况，以便胸中有数。听取彭绍辉、傅秋涛他们的汇报，看些文件和材料，带人去广东、浙江等地，开些座谈会，解剖几只“麻雀”。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毛主席提出一把手要抓军事，进一步强调民兵工作必须实行三落实。军委决定：贯彻三落实，是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和建设方向。
毛主席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内容，讲得很具体。他说：组织落实，就是搞多少基干民兵，多少普通民兵，有兵有官，有强的干部。要有组织，有班、排、连、营、团、师。一有情况，能召之即来。政治落实，就是对民兵要做政治工作。要设政治委员、教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和坏人。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军事落实，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各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搞些训练。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甚至于帝国主义把大规模战争强加于我们，怎样对付，都要有办法。毛主席还指示，要在“四清”运动 （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切实把三落实搞好。
从一九六三年冬正式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期分批在农村、城市进行，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夜。为结合运动，切实贯彻“三落实”的要求，一九六四年十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兵政治·厂作会议。次年五月，我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了民兵工作的发言。七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级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四清’’工作组，也做了大量工作。
这个时期的民兵建设，首先着重于整顿、重建和巩固组织，提高民兵队伍的质量，以抓基层为主。全国约有三分之一地区的民兵，重新整顿、编制，配备领导班子。在原有武装基干民兵的组织基础上，充实复员、转业军人，加强党团工作，进一步加强基层。我对彭绍辉等同志说：“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为此，我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的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在整顿组织中，凡年龄、身体、政治条件不合要求者，一律退出武装基干队伍。对重要城市、重要厂矿、交通枢纽、主要岛屿和海边防要地的民兵组织，重点进行检查整顿，配齐领导骨干，并健全固定哨、巡逻哨、防空哨和各项战备治安勤务工作，协助部队保卫陆海边防，维护社会秩序。民兵是我国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要广泛组织各行各业的男女适龄公民参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民兵组织的纯洁性，尤其是武装基干民兵，一定要政治可靠，现实表现好，决不能被坏人或反革命分子混入。当时，在云南省寻甸县，曾发生过一起事件。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利用部分群众的宗教迷信思想，煽动暴乱，杀死了二十多人，有些民兵也参加了。这虽是极个别的事件，但它告诉我们，民兵组织一定要注意纯洁性，不能被坏人混入，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
劳武结合是民兵建设的重要原则，带头搞好生产是民兵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反复强调了这一点。要求工矿企业的民兵，要努力生产，勇于革新，带领群众，力争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指标3农村的民兵，要积极劳动，成为农业战线上的生产能手，并在种植、水利、农田建设、抢险救灾、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等方面，起模范作用。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这是它与正规军队的一个根本区别。我们的正规军也还搞点生产，不脱产的民兵就更没有理由不好好搞生产了。
我那时说，民兵不能离开生产，一切要服从生产。一个省有好几百万民兵，不好好抓生产，为国家生产财富，创造价值，那还了得1谁也养不起。青岛有个工厂的民兵组织，一年用一百多天，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搞民兵活动，不参加生产。类似的现象，广州、北京、湖南等地也有。把正规军那套训练方法搬来，集中好多民兵进行军事训练，一搞就是几十天。这些做法，我们及时批评、纠正。傅秋涛同志在新安镇蹲点，就很注意抓生产。那里有三千户人家，过去靠种瓜收入，每年人均七元钱，穷得叮哨响，靠吃国家的救济粮生活，民兵组织有名无实，散沙一盘。他和工作组去后，把民兵组织起来，带头生产，搞了几千亩稻田，生产面貌改观，群众收入增加，人人高兴，民兵组织也巩固起来。所以，民兵的“劳武结合”，首要的、基本的是劳动生产，要从抓生产人手。经验证明，离开劳动生产这个基础，这个中心，本末倒置，民兵建设就难以巩固，难以提高，更难以持久。
民兵的军事训练，不可缺少。从总参到各大军区、各省市，都有规划。每年训练的基干民兵，大约在一千万人左右，数目不小。怎么训练呢？就是既要适应民兵不脱离生产的特点，又要讲求实效，达到基本的训练要求。一是注意季节性。农忙时不搞，农闲时再搞，军事训练不能妨碍生产，影响生产。二是尽量分散、就地，小型化。一般是以班、排、连为单位，就地集中训练，不搞跨村、跨厂、跨校的大规模集训。三是“送上门去教”。各野战军和省军区部队，分片包干地区、单位，派人下去当教官，组织民兵训练。今天到这个村，明天到那个村；今天到这个单位，明天到那个单位，轮流来，既方便了群众，又易于完成训练课目。四是训练内容少而精。立足现有装备，以了解和掌握轻武器的性能和技术为主，学会防空、防原子、防化学、射击、投弹、爆破、侦察、搜索、擒拿等，重点地区组织些小型的反空降和攻防演习。五是不再搞大比武。军队的大比武对促进训练有积极意义，有些地区民兵组织争相仿效，一度出现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影响生产。我们及时作了纠正，明确规定民兵不再搞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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