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陆续向中央和军委建议：第一，能否参照苏方对我军步兵师的编制意见，初步确定我们的编制方案，以便通盘考虑购置装备的问题。第二，今年十六个师的装备订货，可否根据朝鲜战场的急需，多定些高射武器、战防武器，步兵武器则不定或少定。第三，明后年的订货项目应视兵工生产谈判的结果而定。原则上我们能生产者不定货；生产不足者根据需要多少定货；不能生产者可全部定货。六月下旬，党中央派高岗来莫斯科，带来了六十个师的装备定货单，由我代表团正式转交苏方。因朝鲜战场急需的东西甚多，国内经常来电要求增加或变更定货项目，我们就不断出面交涉，弄得人家颇为头痛。兵工生产问题迟迟不见答复，我着急得很，左催右催，没有结果。人家办事就是这种样子，你急也没办法。我发电报向毛主席反映，他复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后两个月没有多少谈判任务，苏方就安排我们去各处参观。在莫斯科参观了冬宫，参加了苏联航空节；在外地曾到过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及中亚细亚海边，参观过钢铁厂、拖拉机厂、兵工厂、军事院校、部队驻地等。布尔加宁还在莫斯科接见了高岗和我。我们去的时候，金日成首相已在那里。布尔加宁谈话的大意是：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一直忙于恢复经济建设。对于中朝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我们愿意提供援助。可以援助的，应当援助的，一定会援助。言外之意是他们也有实际困难，不可能满足中朝方面的要求，希望我们谅解。不久，苏方通知我们，原定今年提供十六个师的装备订货，减为十个师。我和高岗商量，请他出面去找布尔加宁，要求仍维持原计划不变，但也没有结果。十月间，苏方正式答复我代表团：同意转让几种兵工生产的技术资料，帮助建设一些工厂。至此，双方算是达成了谈判协议。
我兵工代表团在苏活动期间，总的说来，苏方还是友好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我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行动，持钦佩态度，愿意提供某些援助，加速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但是，他们也有顾虑。我看主要是怕和美国打仗；斯大林又怕中国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有些事情吞吞吐吐，缩手缩脚，办得很不痛快。
苏联人民的确是热情而友好的人民，他们的实际困难，我们完全应当体谅。人所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为战胜德国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牺牲了两千万人，大部重要城市和工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民族元气大受损伤。我们去的时候，离战争结束仅五年的时光，人家正忙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民族元气，渡过战争造成的巨大困难。我们的宣传工作，当时只注意强调苏联如何强大，对他们的困难极少涉及。如果不是我们亲身去看一看，那是很难想象的。
莫斯科的房舍、街道，仍是战前的，新建筑很少。男人牺牲很多，据说男女的比例是一与八之比。旅馆里的招待人员，多为残疾人。斯大林格勒到处是断垣残壁，工厂刚开始兴建，没有几个。物资缺乏，商场里的货架子上没有多少东西，群众购买黑面包和生活日用品，要排长队。至于远东和新西伯利亚那类偏远地区，更是贫困不堪，并不比中国的情形好多少。人家当时也是勒紧裤腰带，医治战争创伤，不容易的，所以有些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完全可以理解。苏联人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的国际主义感情。我们的代表团，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招待。住的旅馆是上等的，吃饭、住房、看戏不要钱。他们吃黑面包，给我们吃白面包；他们用纸条卷烟丝抽，招待我们的香烟则是七八个卢布一盒的。我们参观工厂时，送给看门的一支香烟，他就千恩万谢。有的地方听说中国客人来了，忙着包饺子，皮很厚，里面全是肉，还拌上酥油，怎么吃呀？可盛情难却，吃不惯也得吃。中苏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这一点十分宝贵，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苏联是第一个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又打垮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关东军，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也容易使他们骄傲，搞大国主义。我们对苏方的情况了解不够，提出的某些项目、要求，难免有过高、过急的地方，谈判中只要加以详细说明，就不难取得一致看法。但对方有时却表现得极不耐烦，简单粗暴，令人难以容忍。有次谈判，他们看到我们购买货物的单子，竟然说：假如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要修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了！讽刺我们要的东西多。其实，我们并不是白要，而是购买，要照价付钱的。
还有次，什捷缅科向我们的空军副司令王秉璋问情况，王的答复不太完满，他竟然大发脾气，把王秉璋狠狠地训了一顿。我当时不好同他吵，心里真窝火。觉得我们是来谈判的，你有什么资格训人呀！回到住地，我就把总顾问柯道夫找来，责备他反映情况不真实，严肃批评了他两个多小时，让他回去向上级报告。他们的大国主义不是一天形成的，很难消灭。另外，那时他们怕得罪美国，招来麻烦，所以对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缩手缩脚。谈妥的定货，运回一些来，多是旧家伙，拿到朝鲜战场上，有些枪栓拉不开，简直没法用。
十月下旬，莫斯科已是初冬景象，代表团启程回国。我们都没带大衣，火车进入满洲里后，供暖停止，我突患感冒，引起肋膜炎并发症，高烧四十度。我在长春下车，住进了空军医院。周总理得知后，马上派卫生部傅连障同志率医疗小组前来，不几天，接我回北京医院治疗。这一次病情很重，休养的时间较长。身体稍好后，主持了一段总参谋部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六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军委分工我负责空军和国土防空工作。
§关于民兵工作
从一九六三年起，军委分工我主管民兵工作，一九六四年八月正式任命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张云逸、彭绍辉、傅秋涛同志。傅秋涛兼秘书长，又是总参动员部部长，日常工作由他和动员部负责。
“兵民是胜利之本。”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是毛主席创造的我国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建国以来，党中央和军委曾对民兵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工作任务、组织编制、管理训练等，作过一系列指示。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的武装力量，“除了必须建设强大的常规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之外，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平时成为保卫生产、维护社会治安；战时成为补充、组织野战军的人力基础和野战军作战的有力助手。”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军委决定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一九六一年七月，又决定将军委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张爱萍、甘泗淇、傅秋涛，委员包括甘渭汉、张令彬、张修竹、王观澜、刘皑风，谷景生，李达、胡克实、曾宪植、杨奇清、李作鹏等人。县以上各级民兵工作组均改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的组织，在人民公社和大型厂矿亦普遍成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研究和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有关民兵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指示，审查同级军事机关和有关部门提出的民兵建设计划和组织各有关部门协同进行民兵工作，并研究改进民兵工作的方法；讨论年度的征兵、退伍工作和研究战时人力动员方案；提高全党全民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警惕性，加强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颁发国防部拟制的《民兵工作条例》，在全国推行。一九六二年六月，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提出了三落实 （组织，政治，军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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