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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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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

  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给党造成的危害,毛主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党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调查研究。同时,规定了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八〇三页)这就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我在整风学习中,深刻体会到,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我在整风笔记中写道:“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客观事物、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国际国内的情况及变化等事物的了解、认识,辨明其发展规律,决定正确的政策。”并且归纳了坚持调查研究的十条要求自己:“1.长期性。是经常的工作,不是一时的突击工作。2.彻底性。对每一个问题务须弄个水落石出。3.具体性。不仅注意问题的正面,还务须注意各个侧面,以免挂一漏万。4.真实性。反映真实的材料,不要出以臆断。5.计划性、组织性。明确目的,不能无的放矢,也不能无矢求的。6.批判性。兼听不兼信,仔细研究各种反映。7.抓住中心,要有准确的时间、地点和问题。8.深入各阶级,利用各阶层的干部。9.多去底层,不能忽视大多数。10.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本途径。

  第二,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从政治上分清路线是非,确立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地位,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延安整风解决的又一根本问题。什么“两条路线”、“王明‘左’倾路线”、“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经过整风学习,我才有了深刻的认识。

  “六大”以来,在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教训是很深刻的。第一次“左”倾,发生在一九二七年冬,翌年四月基本结束。那时,我参加了广州起义,又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对一些“左”的口号和作法,深有感触。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争的失败,与“左”倾错误有很大关系。第二次“左”倾,即“立三路线”,约半年的时间。我在鄂豫皖根据地,仅有两千来人的队伍,中央却叫我们去攻打武汉!以卵击石,行不通,我们作了抵制。根据地里贯彻“左”倾政策的结果,造成许多农民“反水”,一部分红色政权塌台,吃了苦头。

  第三次“左”倾是王明路线,统治时间最长,形态最完备,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他们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右倾机会主义”、“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极力推行“左”的一套。什么“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呀,“武装保卫苏联”呀,“两条道路决战”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呀,“创造百万铁的红军”呀,国民党“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总崩溃”呀,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呀……纯粹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与此相联系,在军事政策、土地政策、城市工作、敌军工作等方面,也都“左”到无可再“左”的地步。结果,招致白区党损失近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那套“左”的东西,竭泽而渔,弄得民穷财尽,使部队无法生存下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中,福建事变发生,博古等人不懂得联合十九路军共同对付蒋介石,一面和人家订了三条协定,一面又说蔡廷锴等“比蒋介石还蒋介石”,把送上门来的同盟者抛到一边。我们学习小组,对此事议论很多。事实证明,“左”决不比右好,不论“左”的或右的路线和策略,都会葬送革命事业。

  教条主义统治时期,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白区工作以刘少奇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是坚持正确路线和策略思想的典范。他们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站在最前列,同教条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一系列的文献和实践活动,可资佐证。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正确的。从此,才使革命转危为安,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正确路线和策略,才赢得了敌后抗战的伟大胜利。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同样是一个模范”的论断,也是正确的。

  第三,必须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

  用整风的形式,去分清路线是非,去克服党内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贡献。延安整风的经验证明,只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开展党内斗争,克服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全党,团结全党,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

  我们的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但党的成员来自社会,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混进党内来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党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而,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团结、批评、团结”,而不是其它。不明确这一点,开展党内斗争,势必走到邪路上去。

  王明路线时期,发展了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他们从宗派主义集团的私利出发,把“党内斗争”变成提高自己“威望”、剪除异己、吓唬党员的经常手段。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页)

  大家对此深有体会,举出了许多事例。在中央苏区,王明一伙大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排挤毛泽东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和我因与教条主义者派来的中央代表张国焘等人,发生“南下之争”,官司打到中央,教条主义者不问是非曲直,给我们扣上一大串罪名,撤了曾中生的职。从那以后,曾中生便屡受打击,直至被张国焘监禁、杀掉。他们这种错误作法,只能窒息党的民主气氛,发展盲从主义、奴隶主义。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党内斗争”,同错误的“肃反”政策搅在一起,残害了大批干部和党员,言之令人发指。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在湘鄂西、在各革命根据地,大抓“AB团”、“第三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大搞“逼、供、信”,被错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何止千万!弄得党内人人自危,一片恐怖气氛。这套衣钵,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幸亏毛主席及早察觉,提出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规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严禁逼供信”、“有错必纠”,才避免重蹈以往“肃反”的覆辙。挽救了大批革命干部,端正了整风审干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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