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盐业，是项重要财政收入的来源。朱总司令很重视，指定留守兵团抽出六个萱的兵力，专口打盐，出口交换急需物资。一九四一年即打盐五万六千九百余驮，羊毛、山货、药材也是重要出口项目。三边的甘草特别粗壮，多得很。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量的增加，我们的家底子逐渐厚实起来，生活也有明显改善。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全兵团共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工厂—资金七十一万二千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余头。伙食费平均每人每天以五角计，公家发一角，能自给四角。三五九旅的生产成绩，尤为突出。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有口皆碑的“好江南”。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该旅共开荒种地二万六千余亩，养猪二千余头；打盐井十个，炭井一个，办起木厂两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油房一所；拥有运输牲口六百头，建立十个骡马运输站，商业有一个总店，十个分店。全旅达到粮食自给百分之八十八，经费自给百分之八十五。
贺龙同志对晋绥部队的生产亦抓得很紧，取得了可喜成绩。一九四二年全年．他们在晋西北共垦荒六万亩，还挖渠引水，扩大灌溉面积，大力发展棉、麻、纺织业及其他生产经营项目，将相当一部收入支援延安，对克服财政困难起到重大作用。年底，毛主席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对部队参加生产，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被征服的物质基础。”我军参加劳动生产的优良传统，就是从那时形成的。
在联防司令部期间，我与贺龙同志共事，关系融洽，心情舒畅。他两边跑，有时去晋西北，有时在延安。我们一面整风，一面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有时闲聊天。他经常和我讲些在旧军队的故事，听来叫人好笑。他从旧军队营垒里杀出来，新旧对比，对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尤为折服。他给我的印象，性格开朗。对党忠诚，积极正派，善于团结干部，有事摆到桌面上，从不背后捣鬼。他决不是一个有野心、搞阴谋的人。文化大革命里，林彪一伙诬陷他搞“二月兵变”，残酷迫害致死，真是冤枉得很！
§任抗大校长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进一步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潮。
我那时正忙于抓联防司令部所属部队的生产规划，检查春耕情况。有天，毛主席找我去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去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他说：抗大总校从邢台搬回来了，这里还有分校，准备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战略反攻作准备。那里缺个校长，现在实在找不到合适人选，你先去代理一段吧。我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力难胜任。就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黄埔生，又有作战经验，办学校有什么困难的？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我说：既然主席这样说，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替换我。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他对抗大的任务，用“培养干部，准备反攻”八个字概括，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学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工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象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主席还强调，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这些，就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针。
三月中旬，我从延安去绥德，路上走了四天。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受到何长工等同志的热情迎接。过了些时候，李井泉同志调来，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中央任命我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
著名的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战以来，已培训七期学员，分布在各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战斗骨干作用。因战争环境的关系，校址经常流动，从保安到延安，到晋察冀，到晋东南，到冀南平原。一九四二年二月，总校在邢台地区开办第八期，学习一年，奉命转来陕北。在此同时，中央又决定将晋察冀二分校、晋西北七分校、延安三分校（后改称军事学院）均与总校合并，学员统称第八期。
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有老干部、新干部，有军队干部、地方干部，有青年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们一面建校，一面陆续接收学员。原计划本期培训学员八千至一万人，结果只招收了六千余人。至一九四四年春，晋察冀边区二分校的一部学员转来陕北，收生工作才告结束。
我们确定，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四月至六月。
整编机构主要是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要，统一组织编制，进行干部配备。校本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下属组织、宣传、干部、保卫、总务五个科外，教学工作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设供给处、卫生处，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以原建制为基础，编为五个大队四十六个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队设队长、指导员。一大队大队长韩先楚，政治委员高兰亭；三大队大队长赖光勋，政治委员雷钦；四大队大队长王泮清，政治委员许凤翔，以后又组建了二、五大队。不论大队或队的领导干部，均一身二任，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干部和教员缺乏，是一大困难。我记得编制定下后，干部缺一半，教员缺额更多。除从学员中调出些任用外，我们还请求军委批准，从延安编余干部中解决一部分。
端正入学态度，严格组织纪律，树立“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好几千人初来绥德，什么想法都有。有的认为在前方打仗光彩，入学不光彩；有的犯过错误，是准备来“挨整”的；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凉了半截。针对这些现象，我们从加强思想教育入手，要求学员端正入学态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意识。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同时，严格管理，严格规章制度，一切行动必须象正规部队一样，达到军事化、战斗化的要求。不论资格新老，违犯纪律均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建家立业，靠自己动手。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建立革命家务！”几个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得自己打，课堂得自己盖，粮食、蔬菜得自己生产。各大队首长负责，组织学员边建校舍，边搞生产，掀起了建校和生产的热潮。全校共挖了二百多个窑洞，各大队都盖起了课堂；开荒种田，办作坊，捻毛线，养猪养羊，开合作社，全年共收入近三百万元，使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和一定的改善。
我当时兼任中央处理委员会主任，下面有中组部王从吾、武竞天等同志组成的一个小组，负责考察从敌后调回的干部，并初步分配工作。这是项细致、复杂的任务，要看档案，要经常研究情况，要和干部谈话，要全面认识干部，既费时，又费力。我主要管团以上干部。
抗大整编大体就绪后，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六月间，蒋介石令胡宗南等部，尽撤河防兵力，向洛川、中部、邠州一线集中。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调晋西北四个主力团来边区应变，全边区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抗大的全体教职员工，也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当时，联防司令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北线榆林方向的邓宝珊部。一般地说，邓虽不至于打我们，但有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压力，我们不得不防。制定了作战预案，学员都发了枪，分一线、二线防守。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不久，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党击退，抗大遂转入整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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