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适可而止。反摩擦斗争，是在大敌当前、国共保持统一战线的总形势下进行的。目的在于自卫，在于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因此，我们的反击就要有个限度，绝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有的同志出于对顽固派的仇恨，又见我们连续取得反顽斗争的胜利，头脑有点发热，总想扩大范围，无休无止地打下去，用枪杆子“统一”一切，“解决”一切。对于这种急躁盲动倾向，我们有所警惕，发现后及时进行教育和纠正。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思想，十分英明，是我们胜利进行反摩擦斗争的正确指针。
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一九四〇年六月，党中央通知我去延安参加“七大”，便没有再回来。一年的工作中，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后来，刘少奇同志去山东指导工作，对增进领导班子的团结，加强根据地建设，有重要推动作用。山东军民在朱瑞、罗荣桓、黎玉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渡过一九四二年的最艰难阶段，迎来了总反攻的时刻。山东军民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同仇敌忾，英勇善战，共作战两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五十余万人，八路军发展到二十七万人，地方武装五十万人，根据地约一千七百万人口，成为华东地区的坚强战略堡垒，为争取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第十八章 在延安的岁月
§重返延安
一九四〇年五月间，党中央来电，让我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以前，山东纵队选出的“七大”代表数十人，已由郭洪涛、张经武同志率领先赴延安。六月一日，我告别朱瑞、黎玉等同志，离开沂蒙山区，向西进发，护送我的有个警卫连，还有一名医生。向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进发，真有点游子返乡、归心似箭的滋味。
一路下去，经常遇到敌人，敲敲打打，走的并不顺当。夜间从新泰地区过铁路，被伪军发现，打了一家伙，我们没吃亏，打完迅速向山区转移，甩掉了敌人。经徂徕山以南的泰安县境时，我让护送的连队回去，只留下一个警卫班随行。至肥城一带，碰上敌人“扫荡”，我们跟着当地的部队和敌人兜圈子，转了二十多天，而后向梁山地区进发。当时正是雨季，东平湖涨水，水面有二十多里宽，一片汪洋。我们乘小船过东平湖，径入梁山地区，抵郓城、鄄城一带，见到肖华、宋任穷同志。赶上石友三闹摩擦，我们又跟部队转了一阵子。在冀鲁边见到了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休息了几天，我还给干部讲了次话。恰巧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路过这里，有男有女，共四十多人，中央来电要我带队去延安。
我们一行先过黄河，再过卫河、漳河。从大名府东北十五里处乘船过卫河时，被守城敌人发现，向我们开炮，打了个尾巴，伤了几个人，有位华南来的大学教授不幸落水淹死了。过漳河赶上太行山的山洪下来，河水陡涨，又无渡船，费了力气。我们让护送的连队找了些绳子，拧成一大股，横跨河两岸，让大家拉着绳子徒涉。齐腰深的水，流速甚急，幸亏有根绳子，人员、牲口才顺利渡过。到冀南时高厚良同志带部队接我们，去威县以南的村庄里住了个把星期。而后从邢台、邯郸间的临洺关 （现称永年）地区过铁路，连夜通过敌封锁沟，直插太行山区，抵辽县一带的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彭德怀等同志。
当时，百团大战正激烈进行，彭德怀同志忙着指挥打仗。百团大战的战役目的，主要是破袭正太路，截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使晋西北、晋察冀和晋东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迟滞和打破日寇进攻西安的企图。从八月份开始，我山西境内的主力部队一百零四个团约四十万人，加上民兵二十余万人，全部投入战斗。虽然连续取得不少的胜利，但因我们的武器不行，破坏铁路缺乏工具，所以战役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彭德怀向我简要介绍了战役战斗情况，要我和他一同去一二九师。在师部，见到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同志。陈赓所部正在攻一个山头，打得很激烈。我们到前沿观察战斗情况，只见敌人火力太强，凭险扼守，我军多次冲锋，攻也攻不动。
彭德怀同志下了死命令：非攻下不可旧团大战战果显赫，名震中外。我军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四万六千余人，瓦解伪军近二万人，破坏铁路四百七十公里，公路一千五百公里，使华北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瘫痪三个月之久，打得日寇晕头转向，震惊不已。在此期间，我军投入那么多的兵力，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国民党军队却在一边看热闹，并未给我军以应有的支持与配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独立支撑战局，受到的损失不小。特别是—二九师，担负任务过重，打硬仗太多，部队伤亡较大。
百团大战后期，日寇出动大批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报复，实行“三光”政策。
我军转入分散游击，继续打击敌人。我们和彭德怀同志在一起，转来转去，转了个把月。尔后告别彭德怀，从名山下来由祁县、崞县中间渡汾河，在河西平坝子里住进—‘所地主的院落，房子{艮宽敞，休息了两天，继续向陕北进发。经交城地区沿吕梁山脉行进，沿途村落多遭敌人洗劫，房屋烧掉不少，老百姓大都逃往山里，景象十分凄惨。至军渡坐船渡黄河，进入陕北根据地。这是一次长途行军，辗转数千里，历晌半年多，到达绥德、延安，已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严冬景象了。
刚到延安，总政治部的同志热情接待，安顿我们住在小砭沟…—带的窑洞里。毛主席住杨家岭，很快接见了我。我将朱瑞同志的一封信交给了他，并简要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讲了当前的形势和方针，要我们先学学文件，议一议，还可向延安的同志介绍些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过了不几天，中央机关通知我搬到王家坪大院去住。那里环境幽静，树木不少，朱德、叶剑英同志也住在那里。
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外形势剧烈动荡，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气焰，有增无已。希特勒为进攻苏联，独霸欧洲，将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北欧、西欧，占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等国后，又以闪电攻势，突入法国，攻陷巴黎，接着，迫使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加入法西斯军事同盟，致使大半个欧洲，沦入希特勒魔掌中。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公约》订立。这一世界法西斯军事同盟的公开形成，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将席卷全球。美、英的“东方慕尼黑”计划，仍在继续推行。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侵略战争的步伐，疯狂积聚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横扫”太平洋地区，实现其吞并亚洲，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在我国内，八路军敌后战场承担着二分之一侵华日军的压力，大大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负担。但蒋介石大打出手，竟然迫不及待地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博得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卖国贼的喝采。分裂和倒退的乌云遮天，使相持阶段的中国战局，出现了逆转的极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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