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山东，也象冀南一样，我们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又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
山东的著名顽固派，第一是沈鸿烈，第二是秦启荣。秦启荣在前台，沈鸿烈在后台，堪称摩擦专家。他们的反共小册子里公然写道：“打倒阴谋多端的共产党”，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要“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有损抗战的力量，亦在所不计”。他们还提出“宁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以组织对组织，以军事对军事，以特务对特务”等口号，反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在沈鸿烈，秦启荣的唆使与指挥下，国民党顽固派屡屡制造军事摩擦，向我根据地和游击区频繁进攻。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三千余人，于博山、益都交界的太河镇，伏击我第三支队的干部队和掩护部队，杀害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以下四十余人，扣押二百多人。
八月上旬，秦启荣乘我第四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的机会，指挥顽军袭击我后方根据地莱芜的雪野，使我伤亡二十余人。八月中旬，在淄河流域，他又指挥所部将我三、四支队包围十余天。这些，就是当时山东有名的“太河事件”、“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鲁西北，石友三部亦加入摩擦行列。据统计，自一九三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我军在反“扫荡”中战斗二〇九次，自身伤亡一千二百四十三人，而国民党制造摩擦九十余次，竟使我伤亡达一千三百五十人，被俘八百一十二人，损失远远超过敌人的“扫荡”，简直令人发指！此外，顽固派还采取伪装八路军的手段，四处大烧大杀大抢，造谣惑众，嫁祸我军；甚至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组织暗杀团、进行策反等，在我根据地内大搞破坏活动。
山东顽固派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摩擦，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先声，是其企图全面破坏国共合作、准备投靠日寇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在《团结一切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指出：“在湖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毛泽东选集》第七〇九至七一〇页）
我们的反顽斗争，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方针、原则进行的。这就是：“既统一，又独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理、有利、有节”等等。
首先是要对国民党营垒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随着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日益加剧，流血事件的不断发生，我们队伍里有些同志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不是好东西，和他们搞统一战线，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坚持对国民党营垒的上层人士作具体分析。在这个基础上，统一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确定我们的对策。
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头于学忠、沈鸿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是原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蒋介石一面利用他，一面排挤他。他明白，我们更明白。因而，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对我们态度强硬些，但并没有说过八路军多少坏话，是留了回旋余地的。这就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属于我们的争取对象。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 到底。他不仅积极“限共”，制造摩擦，而且暗中授意秦启 荣部，秘密勾结日寇，订立“共同防共协定”。他不断向蒋介石、何应钦告八路军的黑状，今天说我们“游而不击”， 明天说我们“进攻中央军”。于是，何应钦等人就在重庆大放厥词，说“徐向前不打敌人，专打沈军”云云，真是荒唐可笑。一九四〇年六月，就在我将离开山东的前夜，沈鸿烈趁我军在新泰、蒙阴以东山区与敌激战的时刻，竟指使所部突袭、占领我黄庄阵地，从背后给了我们一刀。事后，他大造舆论，诡称“中共军不战而退”，又倒打了一耙。象这种家伙，只能是我们的打击对象。
再拿国民党军队来说，也是有区别的。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闹摩擦。双方有了矛盾，交涉一下，互相忍让一下，就能解决。鲁西北的范筑先部，原来就同我们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范老先生殉国后，参谋长王金祥公开反共，分化出去一部，其余接受我党领导，改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于河北张荫梧的指示，成为冀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凶顽不可一世。所以毛主席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这是一点都不假的。
秦启荣、石友三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石友三那里，有个将领叫高树勋，就反对石友三的那一套。后来，我党我军反击石友三，石率部南窜，不久即被高树勋杀掉了。解放战争初期，高树勋率部起义，参加解放军。秦启荣那里，有个张里元，我们做了不少争取工作。他反共不那么积极，我们的部队在他防地里活动，他大面上过得去，通过他的防地去打日本，他也让你过去。一般情况下，极少主动向我们挑衅。
可见，不仅对国民党营垒应作具体分析，对顽军内部也应作具体分析。顽固派毕竟是少数。有了具体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
其次是政治揭露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对付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必须公开揭露，晓谕国人，使其丑行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沈鸿烈、秦启荣每次制造摩擦事件，我们都通过发表抗议、声明、通电、报纸宣传、张贴标语传单、举行群众集会、致友军信件等形式，说明事实真象，揭露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及其散布的种种谎言。政治揭露及时、有力，中间派便容易同情我们，顽固派的处境便日趋孤立。另一方面是军事上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顽固派背信弃义，无法无天，打进你的家里来了，大烧大杀大抢，不反击行吗？是绝对不行的。有次，秦启荣指挥部队围攻我军，我们忍无可忍，反击了他一下，抓了他们一些人，缴了一些枪，他就派人来和我们谈判。好啊！谈了几项双方应当避免摩擦、共同抗日的条件，我们把俘获的人枪还给了他们，够仁至义尽的了。可是，此人不讲信义，过后仍然搞摩擦，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规模大。
一九三九年八月，秦启荣指挥所部连续制造“雪野事件”、“淄河事件”。在淄河流域，集中四千余人围攻我军达十余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客气啦，决定发起反顽战役。由张经武、王彬同志在前面指挥，山东纵队第一、三、四支队参加。几天之内，我军连续作战，攻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太河、朱崖等地，将秦启荣部完全击溃，收编了他的一部分队伍，共缴枪两千余支。秦启荣率残兵败将，逃到张店、博山以西，胶济路以南去了。一九四〇年三月，石友三勾结日寇，猖狂向我冀南边区进攻。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鲁西部队与冀鲁豫、冀中、冀南的部队并肩反击石逆，经两个多月的战斗，取得了溃敌两万五千余人的胜利。后石友三又纠集三万余人，向濮阳、清丰、范县等地进攻，被我冀鲁边的部队再次击溃。山东地区及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反顽军事斗争，对打退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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