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日凌晨四时，我七六九团三营向旧关发起攻击。当部队冲入街心时，发现敌预有准备，依托后山上的工事和优势火力，向我猛烈还击。三营与敌相持了两三个小时，毫无进展，乃撤出战斗。这时井陉的援敌已经出动，在长生口与我打援的先头部队遭遇，接上了火。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我先后将增援的三股日军约四百余人击溃，一直追到井陉城下。这次战斗，共毙俘敌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敌汽车五辆。我亦伤亡近百人。
▲神头岭战斗
长生口战斗结束后，“朱彭”命令我师南移，牵制晋东日军向黄河一线进攻，配合一一五师主力和晋西北的一二〇师作战。二十七日，师部返回辽县，召开支部书记及连以上干部会，作南移动员。三月十句，部队向襄垣一带展开，拟在邯 （郸）长（治）公路，伺机歼敌。
邯长公路横贯太行山脉，为日军的重要运输线。东起邯郸，中经涉县、东阳关、黎城、潞城，直抵长治，均有日军把守。据侦察，黎城守敌仅三百余入。师部决定，袭击该城，吸引涉县、潞城的援敌出动，相机打援。战斗部署下达后，小平同志和我去总部汇报工作，刘伯承同志留下组织指挥战斗。结果，在神头岭伏击成功，共毙俘敌一千余人，骡马六百余匹。
▲响堂铺战斗
三月下旬，刘伯承、王新亭、刘志坚等同志，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那时，日军正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后方运输十分繁忙。邯长公路上，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国民党军队已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蒋介石却命令我军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企图假手日军消灭我们。我们的口号是“与华北共存亡”，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寇。小平同志和我决定，将部队东移，在涉县和东阳关之间，再打个伏击战。
东移途中，细雨霏霏，道路泥泞，春寒逼人。部队忍饥熬寒，冒雨行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我们的设伏地点，选在东阳关和黎城之间的响堂铺一带，通道沿着干枯的河床延伸，南北两侧皆险山隘路，只要把东西两头一卡，敌人便无路可逃。我们以七七一团为右翼，伏于宽漳、后宽漳；七六九团为左翼，伏千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并以小部兵力警戒涉县方向的援敌，七七二团作预备队，伏于右后方的马家拐，并警戒东阳关方向的援敌。小平同志率帅直进驻佛堂沟，我的前沿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小山坡上。战前我和陈赓及团的干部，看了地形。小平同志和我到七六九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战斗动员。
三十日午夜，我军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伏击阵地。拂晓前，接到七七二团的报告，说我伏击部队后方马家拐，出现二百多敌人，可能要断我退路．请示要不要撤出伏击阵地 ？我当时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我军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一面告诉七七二团，不准乱动，一面派参谋邓仕俊等，查清虚实。结果证明，东阳关方向的敌人，并未出动，警戒分队看到的，是些赶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晨八时半，从涉县开往黎城的一百多辆汽车，进入我伏击圈内。我七六九团、七七一团突然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奔豕突。经半日激战，将敌第十四师团辎重队的森本和山田两个中队除三十余人逃跑外，其余共四百多人全部歼灭，缴步枪二百余支，轻重机枪十五挺，炮四门。一百八十多辆汽车，全部被我焚毁。战斗临近结束时，东阳关及黎城方向的四百余敌人赶来援应，被我七七二团一举击溃，逃回据点。等敌机飞来狂轰滥炸时，我早已撤㈩战场。战后，小平同志和我向师部和“集总”报告了战斗经过；反九路围攻
日军在晋东南连续受挫，后方受到极大威胁，震怒不已。四月初，从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及邯长公路的重要据点，出动三万余人，兵分九路，企图将我主力围歼于榆社、辽县、武乡间。
根据总部的反围攻指示精神，四月上旬，师部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和确定了反围攻的部署：一是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会后，邓小平、陈锡联率三八五旅一部兵力去辽县，牵制北面和西面的来敌；伯承同志和我率三八六旅主力东移，执行“涉武计划”。
十日，我军进至乱石岩、鸡鸣铺一带山地设伏。但涉县、武安的敌人未出动，我们的埋伏落了空。总部又令我师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还击南进之敌。曾万钟部消极避战，放弃武乡。总部要求我师在武乡、榆次间打个歼灭战。十三日，部队移至贾豁镇一带，待机击敌。
进犯晋东南的各路敌军，虽占领了一些县城和据点，但抓不到我军主力，又屡受游击武装的袭扰，供应十分困难。北犯辽县的敌军扑空后，怕遭打击，慌忙回窜，占领武乡的敌一一七联队亦向襄垣方向撤退。根据总部指示，我三八六旅与一一五师之六八九团，分左右两路纵队，连夜出动，猛追这股敌人。我们沿浊漳河北源，急行军九个小时，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敌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及一部主力。经半日激战，将敌大部歼灭，并击退回头增援之敌，共毙伤俘敌二千二百余人。我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不幸牺牲。他是鄂豫皖时期参加红军的，作战勇敢、沉着，善于团结同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战后，师部开了个隆重的追悼会。伯承，小平和我及陈赓等同志都参加了，大家十分难过。
长乐村一仗，打得敌人心惊胆寒。蒋介石还发来了“嘉奖电”，但对消极避战的曾万钟却没有一点制裁。此后，各路敌军纷纷回窜，我军各部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至四月下旬，战斗结束。半个多月的反九路围攻，我师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先后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了辽县、黎城、潞城、襄垣、晋城等十八座县城，晋东南地区基本上为我控制，晋冀豫军区亦宣告成立。从此，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我军连战皆捷，胜利发展，主要原因是：第一，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部队进入晋东南地区后，趁国民党军队溃败之机，及时而果断地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游击网络，建立地方政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广阔的回旋余地，初步奠定了部队生存发展的基础。第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利用太行山脉的有利地势，有游有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这一点，领导思想一致，最关重要。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能深刻领会毛主席的山地游击战思想，不断总结经验，精心钻研游击战术，坚定不移地搞游击战这一套。第三，从实际出发，贯彻了小而活、快而稳的作战原则。敌人装备好，机动力强，训练有素，骄横无比，是相当难啃的对手。
我们的作战原则是：小打而不能人打（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能慢打 （保持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每战周密计划，细致侦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些作战原则和方法，证明是符合游击战争规律的。第四，我军的胜利，还来源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红军时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我军对敌狠，对己和，官兵一致，军政一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而具有旺盛的战斗力。第五，兄弟部队的有力配合。一二〇师战斗在晋西北，一一五师分别战斗在五台山区和太岳山区，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对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起了重要策应作用。
就在我们反九路围攻胜利的时刻，中央来电：张国焘背叛革命，公然投靠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公布。我听了这件事有些吃惊，没想到他会堕落到这般地步。大浪淘沙。这种人被历史淘汰，也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四月下旬，师部召开干部会议，由邓小平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拥护，纷纷表示坚决团结在党中央的旗帜 之下，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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