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指挥战争，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Jb术》 ）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
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 ！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 （《毛泽东选集》第一〇八〇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使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第十五章 奔赴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华北的局势，十分危急。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正调动大批军队，分途向北平、天津集中，准备大规模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攫取华北，进占全中国。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在庐山举行谈话会，陆续邀集各地军政首脑和社会名流，商谈“国事”。为促进庐山会谈向有利于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方向发展，击破亲日派制造内战、卖国投降的阴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先后派出一批领导干部，去山西、河北、绥远、甘肃、四川、两湖、两广、福建、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多方与各界上层人士接触，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消除地方实力派的疑虑，进而影响庐山谈话会，促使蒋介石定下抗战决心。在这方面，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谢觉哉、张云逸、薄一波、彭雪枫、南汉宸、潘汉年等同志，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已是举国瞩目的抗日圣地。一九三七年六月，我从西安飞抵延安后，住在旧城东北角上，距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住地不远。街上到处张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传单和标语。各地的爱国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络绎不绝奔向这里。延安这座充满青春活力和抗日气氛的古城，与国民党统治的西安，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刚回延安，我曾看望过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也看过张国焘。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情况，都和他们谈过，富春同志还送给我一本书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也常来看我。那时，清算“国焘路线”的高潮刚刚过去，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心情不舒畅。他们和我谈起这类事情的时候，我只好规劝同志们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现在看来，清算“国焘路线”，批判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是至为必要的，但波及面太宽，使一批四方面军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最突出的，抗大搞出个“反革命事件”，关押了许世友等数十名高级干部，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
六月间召开公审大会，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人，分别判处几个月至一年的徒刑。其实，这是个冤案。起因在于抗大清算“国焘路线”，矛头指向四方面军的学员，整得好苦，引起强烈不满情绪。许世友他们议论过，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不知被什么人报告上去，就变成了“反革命事件”，株连一大片。毛主席大概察觉到有问题，要我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点工作。我去了一趟，眼见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告辞而归。
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访问了我。她当时是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夫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深切同情，对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十分钦佩。我身体不好，每次谈话不能太长，断断续续地和她谈过几次，着重介绍海陆丰、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与红军的斗争历史。有位同志当翻译，大概是陈家康，记不准确了。海伦女士提出不少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她回国后，整理成一篇访问记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艰巨性及终将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这篇访问记是忠实、公正、客观的，表现了作者的优良品德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她对我讲的红军之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作了如下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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