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
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
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战后，我军遂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带与敌相峙，发动群众，准备过冬。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住芦山城北的任家坝。
那年冬季，天气异常寒冷。临近川中盆地的宝兴、天全、芦山，本属温热地区，冬日气候较暖，但却一反往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位于大小雪山——折多山和夹金山附近的丹巴、懋功地区，更是漫山皆白，地冻三尺。部队派出筹集粮食、牦牛的人员，大都得了雪盲症，有些同志冻死在雪地里。当地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充有限。敌军重兵压迫，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柳暗花明
正当我军南下碰壁、处境困难的时刻，党中央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团结对敌的方针，及时传来，给全军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力量。这是一个转折关头，在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我军南下期间，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露骨侵略，我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胜利，白区地下党组织的英勇斗争，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其势如波焘汹涌，席卷全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时，共产国际已派张浩同志（林育英）回陕北，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也没有中断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系。据我观察，他是作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会轻易否定他们。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
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之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象“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
我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惦量过的。
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
南下以来，我一直支持朱总司令的意见，几次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但他就是不听。我毫无办法，心里很不痛快，常常借口军事工作忙或身体不适，不去参加总部的会议。有段插曲，我印象很深。百丈战斗后，我们前敌指挥部收到党中央发来的一份电报，说中央红军在陕北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敌军一个师。这就是直罗镇战役。我很高兴，拿着电报去找张国焘。我说：中央红军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张国焘态度很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我碰了一鼻子灰，转身就走了。心想：这个人真不地道，连兄弟部队打胜仗的消息，都不让下面知道。
可是，没过几天，张国焘又准许在小报上登出了这条消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也能反映出他那种七上八下的心理状态。消息传开，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与我军南下的碰壁，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不少同志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法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同志提出，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过渡性的办法，大家认为比较合适，张国焘能够接受。经与中央协商，中央表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昌浩、我、周纯全、傅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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