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渐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
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对于这种复杂局面，我缺乏思想准备。两军会合之初，我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
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我请陈昌浩把我的要求，向张主席郑重反映。
陈昌浩当时说了些鼓励我的话，答应适当的时候，向张国焘做工作。后来，听说四方面军有些同志议论一方面军部队装备不好，打了败仗等。为此，我严肃批评了他们，嘱咐部队要学习一方面军的长处，不准背后议论。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
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后来同彭德怀同志谈起这些问题，他对我说，这是教条主义那些人搞的。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团结第一，大局为重。我说：要是按毛主席的意见办就好了。
总之，张国焘怀有野心，想当头头，一再制造分歧，破坏了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局面。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
§向毛儿盖进军
按照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部队陆续开拔，分路北进。
我带的一路部队，七月六日从理县地区出发，斗折蛇行，沿黑水河北岸行进。黑水河面不宽，约三四十米，但水流湍急，浪涛翻滚，深不可测。据老乡说，没有索桥是过不去的。沿岸的溜索桥本来就很少，敌人为防红军渡河，几乎破坏殆尽。两岸山势陡峻，小道崎岖，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敌机虽不易发现我们，但部队运动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一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沿途经过些藏民山寨，大都空空如也。他们受反动宣传的影响，早已牵上牲口，驮着粮食，转移到深山老林里去，有的还不断向红军放冷枪。民族矛盾是历史上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们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吃了藏民的粮食，用了藏民的柴草，都要如数付款，或写个欠条，留在那里。住过的房屋，临走时要打扫干净，上好门板。那时，我们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路过的地方，能搜罗到的粮食差不多都搜罗净尽，即便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的。途中，零星战斗不断，主要是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武装抵抗和袭扰活动。
七月中旬，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彭德怀军团长得悉我军正向维谷开进，当即亲率一个团前来接应。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相互招手后，我便掏出笔记本，撕下张纸，写上——彭军团长：我是徐向前，感谢你们前来迎接。捆在块石头上，扔过河去。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我们谈了些敌情及沿途见闻，还商谈了部队架桥事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开门见山、性格爽直的人。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我们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了。在那里，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同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我既高兴，又拘谨，对他们很尊重。毛主席还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我一枚五星金质奖章。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对英勇奋战的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和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毛儿盖。王树声率后卫部队陆续撤出岷江东岸，向黑水、芦花、松潘地区集中。胡宗南部正加强对松潘的固守，薛岳一部亦进抵平武、文县，配合胡敌防我北出甘南。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我对周围敌军的兵力部署、番号、装备、位置、作战特点及我军各部队的住地、人数、行进方向等，全装在脑子里，记得滚瓜烂熟，能有问必答，总司令对这点比较满意。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有次，我去他住地，他正坐在房里烧糌粑吃。见我来到，高兴地说：来吧，我们一起吃！我俩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从朱总司令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来四方面军工作，我们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我们一起去张国焘住地，征得了他的同意。张国焘当时已任军委副主席，摆出的是统筹全局的姿态。他答应立即向中央建议，落实这件事情。原来，我们计划抽调四个团给一方面军，后经中央同意抽了三个建制团过去，即四军三十二团，一千一百人；三十军二七〇团，一千六百人；三十三军二九四团，一千一百人，共三千八百人。同时，中央又从一方面军调了些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来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