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理县境内，藏民逐渐多起来。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深入，藏民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我们第一次对藏族社会，有了概略的了解。
当地有句俗话：“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每寨是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民房系石头砌成，一般分三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家有二三十条牛以上的为“发财人”；有十多条牛的为中等人；仅有二三条牛或没有牛的为穷苦人。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
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十多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象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划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划地为牢”。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汉宫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匹、油、盐、糖等为主。离我们住地不远的杂谷脑，就是一个出入口货物交换的地点。藏民性情朴实、骠悍、直爽。善骑射，喜着皮衣、革履，食物以牛羊肉、青稞、糌耙、酥油、牛奶为主。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扣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决、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汉官、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作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结合进行的。部队一面走家串户，发动群众，一面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群众工作愈深入，筹集物资愈好办些。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
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羊毛，捻毛线，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物少情意重。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对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东面和东南面的川军，频频向我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工事固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我最担心的是灌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们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天天打消耗战，够恼火的就是了。北川、松潘、茂县、理县、汶川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在各级苏维埃和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冒着敌机轰炸和炮火杀伤的危险，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运送粮食，帮红军砍柴、烧饭、送水、护理伤病员等，给前线指战员们极大鼓舞和有力支援。
六月八日，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攻占懋功，歼邓锡侯部近千人，继占达维。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六月十二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一、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十三日胜利会师在夹金山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仅三十一军，一批就送去了衣服五百件，草鞋一千四百双，毛袜五百双，毛毯一百条，鞋子一百七十双，袜底二百双。翻身的藏族同胞，跳起“锅庄”，表示庆贺。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使蒋介石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彻底破产。
§曲折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条件。然而，会师不久，张国焘即和中央发生分歧，给党和红军的团结，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
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首先始自战略行动方针问题。
会师前夜，蒋介石判断我一、四方面军“急图合股川西”，“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平武一线，扼我北进；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至名山、芦山、雅安、荣经一线，防我东出；以刘文辉、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进，追堵红一方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甘、青两省的马家军，防我西出青海。我北面的四军、三十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部对峙；东面的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线，与川军对峙。敌人不断向我进攻，激战一直不停。我们当时以一部主力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兵力在茂、理、汶一带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物资。前线兵力有限，处于守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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