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六日夜，我各路纵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虎视鹰瞵，待命出动。十七日拂晓前，我们下达总攻击令。敌人猝不及防，张慌失措。在中路，三十军二六八团，通过陡峭的山路，攀越五丈多高的绝壁，一举袭占土地堡之要隘烟灯寨，歼敌一个营，打开了缺口。其他部队陆续跟进。当天即攻下了土地堡、凤凰观、邱家堡、马渡关，歼敌第六团，溃敌第五团，胜利摧垮敌第一师的防地，余敌向宣汉、达县逃窜。在左路，进展亦较顺利。四军十师、十二师部队，经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占领了镇龙观、余家坪，次日又占草场坝、五龙台，守敌一个旅另一个团突围逃窜，敌第二师阵地亦被摧毁。唯我右路四军十一师尚未按计划渡过巴河，延误了一天时间。
中路和左路猛打穷追，按预定计划向纵深发展。
十八日拂晓，左方向敌溃逃的一个旅另一个团，行至五龙台，被我全歼，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万源守敌廖雨辰等部五个团，惧怕被歼，放弃万源，经黄金口、峰尘场向南猛逃。刘存厚的部队，打仗不行，逃跑有本事，比兔子还快。左路四军遂以一部追敌，一部进占万源，东向逼近城口。
主突方向中路的九军、三十军各一部，猛烈向宣汉、达县发展。我随九军、陈昌浩随三十军行动。沿途敌军纷纷溃逃，极少遇到抵抗。十九日，九军二十五师占领宣汉。三十军先后占领了达县以北的双庙场、蒲家场和罗江口，控制了达县通往宣汉的大道。刘存厚在达县，企图依托城北凤凰山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拒守。但我三十军出敌不意，二十日以两营兵力佯攻凤凰山，而以一个前哨营绕过凤凰山，沿宣汉大道偷袭达县城，攻进城东门后与敌激战。主力部队陆续跟进，刘存原仓惶逃跑。这时，我右路十一师于十八日渡过巴河，攻克老鹰寨、江陵溪，歼敌四百余人后，也逼近达县西郊。两军配合，将凤凰山及城内守敌两个团全歼，达县解放。
这一仗，本可活捉刘存厚，可惜被他逃脱。当我少数先头部队向城东门进击时，他尚在府中饮酒扶乩。听到枪响，才如梦初醒，惶惶然带上家眷卫兵，从南门出逃。敌人的报刊上写道：“在绥定（达县）危急那几天，刘存厚向刘湘求援的电也不亚于雪片。他在电中，一面告急，一面却也毫不示弱地表示他要‘誓死坚守’。刘湘一面赶急派他在梁山的三师去应援，一面也明白老将军只是在虚张声势，未必坚守得住绥定，所以坦白地向他说，如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而所有的武器也来不及运走的话，至少也得把它们毁了再走。然而我们老朽昏庸的老将军，在那军书旁午的紧要关头，偏偏还那样好整以暇地饮酒扶乩，连搬运要紧东西的大事都想不到，表演了那末一幕仓惶逃走，又厚赠了赤匪一笔礼物的丑剧。”（《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九期）这和我们战后了解的情况，基本相符。可见，我三十军部队绕过凤凰山，直取达县一招，相当巧妙，完全出乎刘敌意料。但问题在于后续部队尚未跟进，围住敌人，先锋部队就仓促发起了攻击。右路四军十一师过巴河耽误了一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宣汉解放后，王维舟的川东游击军派人来联络，说南逃的敌人一部被游击军和参战群众围在南坝场。我们当即令许世友副军长率七十三、二十八两团，前去应援，配合游击军作战。没想到敌人那么多，约八个团。结果，打了个击溃战，仅俘敌五百余名，余敌继续南窜。陈昌浩留住宣汉。我赶到南坝场，和王维舟同志会见后，简单谈了谈情况，即率军继续向开江方向追击，但无所获。至此，宣达战役胜利结束。
宣达战役，战果辉煌，把刘存厚的“绥定王国”端了个底朝天。经十一天战斗，我解放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根据地向东扩展二百余里，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了一片。敌川陕边防军六个团全部或大部就歼，我毙敌千余，生俘敌旅长以下三千余人，缴枪八千余支，子弹五百余万发，银元百余万，棉布二十万匹，棉衣两万余套，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造纸厂、印刷厂及库存的大批粮食物资。这是我军入川以来的一次特大丰收，运输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搞了个兵工厂（工人一千多，机床一百多台），我们用它自造手榴弹、子弹，修理枪炮，对后来打刘湘起了很大作用。
宣达战役结束后，军民兴高采烈，同庆胜利。陈昌浩在宣汉，主持了上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宣布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
川东游击军是一九三一年夏天，由中共四川省委派王维舟同志回宣达地区组织起来的。宣汉是王维舟的家乡，又是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以前曾发动过两次游击战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游击军成立后，不断给刘存厚的“围剿”以有力打击，积极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的斗争。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由原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原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治委员，不久又调去罗南辉任副军长。辖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三个师。九十七师师长冉南轩，九十八师师长蒋群麟，九十九师师长王波。全军发展到一万余人。
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历时两个半月。我军先后歼敌近两万，缴获长短枪一万二千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群众。新区老区群众，纷纷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八万余人。根据地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余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由此，形成川陕根据地的鼎盛局面，是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
三次进攻战役胜利的实践证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能单靠积极防御，也要靠积极进攻。防御和进攻，交替运用，依具体情况而定。敌人压来了，我们用积极防御去打破他们的进攻，乘胜追击，扩展根据地。敌人龟缩回去了，我们就积极开展有利条件下的外线出击，一面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一面为打破和迟滞敌人的新攻势创造条件。防御和进攻形式交替变更，不断反复，贯串在根据地的发展进程中，二者缺一不可。这是由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决定的。只有把握这个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三次进攻战役的胜利，具体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奠定基础，积聚力量。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我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各回巢穴，胆战心惊，已经转为战略上的守势，利于红军向外发展。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发起外线进攻呢？道理很简单，自己的力量不足，根据地的基础还不稳固。
川陕根据地是刚刚诞生不久的新区，且在边打边建的情况下生存、发展，说实在话，根基并不牢靠，力量自然有限。经过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当务之急是取得喘息时机，稳定群众情绪，医治战争创伤，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和恢复生产，进一步清理和镇压敌对分子，为外线进攻积极创造条件。
创建革命根据地，决不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要几上几下，要反复发动群众，要费时费力去做许多扎实细致的工作。象盖房子一样，首先要打好地基。地基打不牢靠，房屋盖得越高，架子散得越快。加之，红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苦战，亟待休整；大量新兵的涌入，尤需教育和训练。因此，当时我们只能关起门来，老老实实办家里的事。只看到客观上的有利进攻形势，不顾及主观上的基础和力量，一厢情愿，“不停顿的进攻”，叫冒险主义，非吃亏不可。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的教训，我们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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