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建设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先后发动五十万民工，劈山炸石，干了件大工程——疏浚巴中至江口、江口至苦草坝总长三百余里的河道，不仅保证了舟船的顺利通行，而且减少了巴河下游的水患。不论从军事运输或方便群众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称道的。财政方面，颁发了公粮和各种税务条例，设立工农税务局，征收统一累进税；建立了工农银行，发行根据地的银币和布币。文化教育方面，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干部学校，各县、区均建立了列宁小学，进行义务教育；每个集镇均设俱乐部，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八月八日，川陕省委召开了地方武装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陕省军区指挥部，张广才任指挥长；并对西北军区政治部决定的《川陕省军区指挥部组织条例》和《西北军区赤卫军条例》，进行讨论和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武装的组织系统和任务。这一系列工作，是川陕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左”的倾向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查田运动中将一部分中农划成富农，将一部分富农划成地主，扩大了打击面；“改选苏维埃”清洗的干部太多，甚至把一些犯有错误的当阶级敌人杀掉，弄得地方干部战战惊惊，缩手缩脚；反对宗教迷信过火，打菩萨，毁庙宇，伤害了一部分群众的感情。对中小工商业，不是采取扶持、鼓励的政策，而是打击、限制，影响了根据地的商品繁荣。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给根据地建设造成的不良后果，也是严重的。
§所谓反“右派”和“托陈取消派”
正当我军练兵运动进入高潮，根据地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刻，张国焘认为，难关渡过，大局已定，扎根川北，铁板钉钉。于是，便腾出手来，开展了一场反对“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肃反”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入川前在小河口会议上，公开反对过他的曾中生、余笃三等同志。旧账新翻，要报小河口的一箭之仇。
七月底，张国焘即以西北军委会主席名义，公布了一道命令。内称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免去西北军委参谋长曾中生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参谋长职务，由倪志亮接任。张国焘是怎样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我们不清楚。没过几天，有人告诉我，说曾中生被保卫局关起来了。我异常吃惊，赶紧去问陈昌浩：“这是怎么回事，中生同志也成反革命啦 ？”陈昌浩很激动，说从苏联回来的余笃三、王振华、朱光、杨白；赵箴吾等，过去就和托派有联系，被共产国际开除或处分过，现在查清，他们都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曾中生和他们团在一起，搞非组织活动。他的问题严重，所以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陈昌浩向我打招呼：“向前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不要过问这些事。”我说，“别人历史上的问题，我不清楚，不敢打包票，但中生同志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中央也了解他，有话慢慢说嘛，关起来总不合适吧 ！”陈昌浩说：“不会关多久的，搞清问题就放他，放心好了。”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情，很可能同小河口会议有关。因为曾中生他们在会上尖锐批评过张国焘，他耿耿于怀，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接着，张国焘在通江召开领导机关党团活动分子会议，由陈昌浩报告“肃反”问题。中心内容是“反对托陈取消派与右派”。绘声绘色，并且点了曾中生、余笃三等七、八个同志的名。这时，话就说的更吓人了，什么“阴谋活动”、“反革命先锋”、“投降敌人”、“推翻党的领导”、“派侦探和敌人接头”……帽子一大堆。张国焘的讲话，调门同陈昌浩是一致的。说什么“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要大家“背靠背与敌人作殊死战，反对右派这种反革命组织作用”。
他们罗织曾中生等同志的具体“罪状”，有下列几条：
第一，主张“红军不应离开鄂豫皖，应分散游击”，乃是企图“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
其实，这是黄柴畈会议上的一种意见。据我所知，曾中生并不支持这种意见，他和我们的想法一致，同意暂时跳到外线，伺机打回根据地去。把主张“分散游击”的罪名扣到他头上，毫无事实根据。而且，“跳到外线”或“分散游击”，是军事行动方针的争论，根本不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主张“分散游击”的同志，出发点也是想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挽回第四次反“围剿”的败局的。将军事行动方针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有意“让敌人来各个消灭我们”，真是耸人听闻！张国焘本人，就在漫川关突围前夕，提出过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的意见，又当作何解释？
第二，西征途中，提出“到哪里去”的问题，主张“回鄂豫皖”，计划派人去中央反映情况，乃是“根本取消革命，要我们向敌人投降”；“公开组织开小差”。
我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跳出外线后，在强大敌人围追堵截下，未能实现原来的战略企图，被迫西征转战。今天转到这里，明天转到那里，一时找不到立脚之地。“到哪里去”的疑问，普遍存在于军中，高级干部也不例外。有些同志主张打回鄂豫皖去，更不奇怪。因为我们起初有这样的计划，且向干部传达过。西进途中，中央来了电报，也要我们打回去，只不过是当时敌情严重，行不通罢了。主张打回鄂豫皖根据地去，能同“取消革命”、“投降敌人”划等号吗？
中生他们对西征转战有疑虑，对张国焘有意见，的确酝酿过派人去中央告状的问题。我后来得知，参加酝酿的高级干部有：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张琴秋、傅锤、朱光、王振华、杨白、吴展等。此事因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希望他支持，而被陈揭露出来。我认为，在紧急、危险的转战关头，这样搞是不恰当的。但是，说他们“公开组织开小差”，显而易见，也是无限上纲的做法。
第四，议论和批评张国焘搞“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乃是以“反对个人来掩饰其反对革命”，“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家长制统治的人，十个有十个爱吹不爱批，视批评意见如洪水猛兽，极尽压制打击之能事。人的嘴巴是锁不住的。你不讲民主，称王称霸，不准人家议论，办不到。张国焘搞家长制统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生他们对此不满，有些议论，也是事实。背后议论过些什么，我不太清楚。但在小河口会议上，当张国焘作出愿意听取意见的姿态时，曾中生开诚布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那个会议我没参加，事后听说，他对张国焘的批评相当尖锐，这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中生同志批评人历来不讲情面，激动起来，话不会那么中听。小河口会议的结果并不坏，张国焘的家长制作风有所收敛，领导层的团结有所加强，因而才取得了钟家沟会议决定入川的统一认识。把小河口会议上对张国焘的批评，说成是反对革命，企图推翻党的领导和红军，纯系欲加之罪！
第五，提出“四川山大人稀”、“军阀太多”、“群众滑头不革命”、“红军不能创造赤区”的理论，可是“事实打了中生的嘴巴”，“中生又想把狐狸尾巴夹起来，待时而动”。
这一条，只能用“莫须有”三个字说明。
我军进军川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收紧阵地粉碎三路围攻，首先是领导层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忙得要命，但兴高采烈，劲头十足，上上下下，配合得不错，决心在川北立脚生根。川北是块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没有人表示怀疑，中生他们也是这样。而且，经过小河口会议，他们对“张主席”的不满情绪，有较大的缓和。曾中生在川陕省委，旷继勋任川陕苏维埃主席，朱光在总政治部，余笃三在总经理部，张琴秋在红江县委，都是很尽职的。曾中生不仅积极主管地方工作，且关心红军的作战和建设。他专门研究了川军的作战特点，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供红军指战员学习。字里行间，充满红军必胜、川军必败的信心。差不多就在同时，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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