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总部研究了这件事，同意收编任玮璋部，由七十三师和他们具体谈判。结果很顺利，该部两千余人遂编为红军独立师，由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李载溥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派刘杞去任师政治委员，还从七十三师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去做政治工作。伺后，该部配合七十三师作战，攻占了南江以北的甄子垭、芦角垭，为解放南江作出了贡献。这是一支旧习气很重的队伍，纪律涣散，普遍抽大烟，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影响红军声誉，大家很不放心。反三路围攻开始后，张国焘派陈昌浩去南江，将该师拆散混编，并清洗了一批军官。任玮璋、张逸民则在后来的“肃反”中，被张国焘下令逮捕杀害。
▲肃清反动分子
通南巴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各县都有一批“东坝天”、“南坝天”、团总、惯匪、地头蛇，长期鱼肉乡民，坑害百姓。土地革命中，这些家伙的反抗和破坏活动，相当厉害。有的造谣惑众，威胁农民，土地明分暗不分，继续收租逼债；有的隐瞒成份，假装积极，混进红色政权机构为非作歹；有的勾结土匪或边缘区的敌军，袭击红军，杀人放火，反攻倒算。南江县有个大地主，公然拉起人马，进行反革命叛乱。不坚决镇压他们，群众就难以发动，根据地也无法巩固。
当时杀了一些地主豪绅和反动头目，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一般是由群众检举揭发，保卫机关审讯查证，而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就地正法。我是不主张杀保甲长的，因为他们中不少是穷人出身，为了混饭吃，给军阀地主当差跑腿。只要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就不宜当敌对分子处理。但张国焘不以为然，把多数保长、甲长当反动分子看待，杀了一批。把开烟馆的和当道士、和尚、阴阳先生、妓女、卜卦者，也视为异己力量，剥夺其公民权。这就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对抗我们的社会势力。
▲打击和瓦解土匪队伍
川北交通闭塞，山高林密，是“棒老二”聚啸出没之所。红军入川后，有些地主豪绅和兵痞流氓又逃进山里，勾结土匪，对抗红军，残害群众。为巩固根据地，我们决定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一是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派出小股部队进剿；一是利用土匪的家属去做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成绩最显著的，要算傅钟等同志争取曲江洞二百多土匪投降一事。曲江洞位于通江以北的两河口地带，距我军的战略后方苦草坝不远。那个山洞很大，能容纳一个营的兵力。地势险要，只有一条架在深壑之间的独木桥通过，上下左右都是绝壁，洞里有水，有囤粮，利守难攻。傅钟等同志用给土匪头子写信的方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逐渐和他们建立了往来关系。最后将这股土匪全部调出洞子，经短期训练教育后，少部留在红军，大部释放回家。那个山洞，成了红军安置伤员的地方。在巴中县境，主要是会道门组织“盖天党”捣乱，共两千多人，也被我军逐步瓦解和消灭。由于方针比较对头，经过军民共同努力，短时期内基本上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有力保障了群众的安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声望。
▲发展陕南游击战争
毗邻川北的陕南西乡、镇巴一带，有过党的活动基础。我军入川前，曾给当地的党组织一批武器弹药，帮助建立了游击队，开始坚持武装斗争。游击队后来又争取了一部分“神团”和土匪队伍加入，根据中共陕南特委的决定，建成红二十九军，形成了以马儿崖为中心的一片游击区域。军长兼政治委员陈浅轮（陈潜）。为加强陕南游击战争，方面军派刘瑞龙去该部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九军共有两千余人，但枪支弹药很少。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不断同“进剿”的优势敌军战斗，扩大了游击区，控制了从陕南到川北的一条通道，牵制了敌人一个旅的兵力，积极配合了通南巴的斗争。
然而，不久即发生“马儿崖事变”，红二十九军被搞垮。一九三三年三月间，田颂尧已向我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红二十九军原收编的一些“神团”、土匪头目和骨干，趁军部派一部分兵力外出剿匪，刘瑞龙同志带人回川北领取武器弹药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击马儿崖军部驻地。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浅轮、陈子文、李艮、孟芳洲及一批骨干，猝不及防，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遭杀害，队伍大部被打散。红七十三师闻讯后派部队赶去支援，为时已晚，半途而归。后该军余部一百余人即编为陕南游击队，继续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酿成这一事变的主要原因，是部队发展太快，成份不纯。对收编的“神团”、土匪队伍警惕不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打乱建制，进行改造，清除反动头目的影响。建立和发展红军队伍，必须坚持依靠基本工农群众的阶级路线，注重质量。尤其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弄一大堆土匪、流氓、兵痞、会道门分子进来，鱼龙混杂，是很危险的。马儿崖事变血的教训，便是证明。
▲扩红和建立地方武装
我军在川北立脚后，获得了大批粮食、衣物补充自己，经短期休整，面貌焕然一新。各部队结合土地革命运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保卫革命果实。师团均成立了新兵营、连，妇女独立营也组建起来，进行训练。全军发展到一万八千人，每师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建制和装备比较齐全。十师师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李先念；十二师师长何畏，政治委员甘元景；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很注意优待军属的工作。开军属会议，把送子参军的大爷、大娘请来，喝碗茶，吃顿肉，讲讲参加红军的好处，问问有些什么困难，每家还发一面红纸做的光荣旗子。参军的红军战士都分有土地，由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派人代耕。这些工作，对推动扩红，解除红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有明显作用。
各县、区均建立了独立营、连，乡、村普遍有了赤卫军组织，按军事化的要求训练和行动。地方武装主要是在“保卫地方，保卫家乡”的口号下，维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动分子，协助红军做工事、筑木城、修桥铺路、侦察敌情、剿匪等。开始，地方武装的武器弹药很少，装备多为大刀、梭镖、土枪、长矛、棍棒，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才有所改观。
“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大巴山下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我们进行的上述一系列工作，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发动群众四个字。党和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立脚在川陕边的斗争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反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刚入川的时候，四川军阀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区区之灾，不足为虑。一心要坐王位的刘湘，坚持“先安川而后剿赤”的方针，纠集各路军阀，仍在成都一带同刘文辉部火并。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刘之战”以双方暂时妥协而告一段落。二十七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二十万元军费，一百万发子弹，令其迅速“进剿”红军。二十八日，田颂尧在成都宣布就职，随即将嘉陵江以西的部队大部东调。二月中旬，完成了对我根据地进行三路围攻的兵力部署。
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辖五师（每师三旅六团）三路（每路二旅四团）及军、师独立旅，共六十个团的兵力。投入三路围攻的有三十八个团，六万余人，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田敌将总部设在嘉陵江东岸的阆中，委任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根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兵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以左纵队为主攻方向，中、右纵队为助攻方向，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而全力消灭之，重返通南巴，恢复其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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