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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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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机构,虽然尚不健全,存在不少弱点,但主流是好的。干部的积极性很高,对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支援红军,打击反动分子,组织生产,克服财政困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立群众组织 在红军工作队、临时革命委员会、地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成为团结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大学校。 工会一一吸收农村的无产者雇农及县城、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军工参加。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通江召开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了工会章程和各级工会的组织草案,川陕省总工会亦宣告成立。各级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担负着动员群众、保障工人利益、改良工人工资待遇、保卫红色政权、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工运干部、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等项任务。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会有检查和监督的权利。工会监督苏维埃政府的内容,规定得很具体。如不分田给雇农、贫农和红军、游击队的;在苏维埃吃闲饭,烧鸦片,不做事情的;把苏维埃委员当官做,见穷人就摆架子,看不起穷人的;乱拿穷人东西,强迫命令群众摊派物资的;侵占和浪费苏维埃银钱的;包庇反动分子的;本人是地主、富农、流氓、兵痞的;等等,工会有权揭露,召开群众大会罢免。工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组织和动员工人加紧生产、支援战争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当时我们成立了造币厂(造银元、铜元、布币、纸币)、兵工厂(修理枪炮)、子弹厂(红军打仗,要将用过的子弹壳如数交回,送工厂造子弹)、炸弹厂(造马尾手榴弹),脚码子厂(指战员套在脚上的铁器,便于走泥滑难行的道路)、斗笠厂、被服厂、制布厂、制药厂、盐厂、农具厂等工厂,解决军民物质保障问题。这些工厂的男女工人,在工会的团结教育下,加班加点,日夜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妇女委员会——成员为贫雇农、中农、工人、县城居民中的青壮年妇女。负责领导工作的有张琴秋、吴朝祥等同志。后会员发展到三十余万人之多。

  “四川的女同志真是好样的!”这是红军指战员对川北妇女的赞叹。我军刚翻过大巴山,就有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但是,妇女的地位也最低贱,命运也最惨。她们终年象奴隶般地劳动,却经常遭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经济上、人格上毫无独立性可言。买卖婚姻盛行,“干女子”(童养媳)甚多。她们从小被卖到婆家,当牛马使唤,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反抗或逃跑,会遭受极残酷的刑罚。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切开小腿肚子塞进盐巴折磨,有的被捆起来扔进河里淹死。妇女自寻短见的事,层出不穷。川北妇女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悲惨生活,决定了她们具有勤劳、肯吃苦、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

  红军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她们挺起了腰杆,见到了天日。就拿婚姻自由来说,同过去的封建买卖婚姻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维埃政府规定,凡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必须做到“男从女愿”。政府工作人员要当面问清,才予批准。如先问男方:“你从的她啥?”男答:“我从她人品好,劳动好,是穷苦人。”再问女方:“你为啥愿他?”女答:“我愿他人老实,心地好,打土豪积极。”审查时一定要妇女开腔,表示自愿才行,否则就不准登记结婚,得调查清楚再说。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前列。第一次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有三十名妇女代表出席,有十一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有的妇女白天出来参加活动,晚上被封建家庭捆打、饿饭,第二天照样跑出来干。不屈不挠的精神、实为可嘉。她们在妇女组织领导下,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代耕军属土地、动员扩红等任务,搞得十分出色,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

  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青少年的革命组织,主要由红军中的共青团员和原少共国际团的成员协助建立。以共青团为领导核心,把广大青少年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任务是打土豪,站岗放哨,捕捉敌探,传送文书,帮助困难户和红属担水砍柴耕地,积极参加扩红,认真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等。青少年极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和进取精神,朝气蓬勃,是一支创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后来成立的红军少年先锋师,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贡献是突出的。

  ▲戒绝鸦片烟

  鸦片烟毒是川北人民的一大祸患。军阀田颂尧在通南巴一带勒令群众种植鸦片,每年收税达二十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神鸦片的多,吸鸦片的多,迷信鸦片的多。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人们说笑话:川北连老鼠都想抽大烟!所以我军进据通南巴后,立即广泛宣传抽鸦片的害处,打破群众的迷信,发出戒烟号召,禁止继续种植鸦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戒烟局,推进这一工作。当时,方面军政治部机关报《川北穷人》,登了一则消息,反映刚刚开始戒烟的情况:

  “我们通南巴的穷人受鸦片烟的毒害甚深,苏维埃政府为除此害魔,解除我们穷苦工农的痛苦,特设戒烟局,精制戒烟丸,平价赠送穷人戒烟。据戒烟医生报告,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个月,毫无痛苦。(患)烟瘾的同志们:坚决起来和这鸦片毒魔作斗争啊!”

  刚开始戒烟,响应者寥寥。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的甚至制造谣言,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逐步将戒烟运动推向高潮。群众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有了过好日子的希望,铲除烟害,便成了千家万户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妇女,深受鸦片烟之害,男人们抽大烟,不仅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目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顾,确实坑苦了她们。因而,她们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戒烟对象重点是青壮年。凡是政府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红军战士,一律不准抽大烟;对一般青壮年群众,要求自觉自愿,早日戒绝;对积习甚久的老年人,则适当迁就。戒烟运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又比较对头,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仅巴中县城,戒烟的人数即达千人以上。这对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稳定群众生活是有利的。唯当时要求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影响了扩红数量。我们后来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

  ▲任玮璋部起义

  我七十三师尚未解放南江,王树声师长即报告说,驻该县桃园寺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与红军接头,表示愿意起义参加红军。任玮璋原是杨森的一名旅长,兼渠县县长,绰号“任胡子”。因不满杨森,把队伍拉到田颂尧“防区”,被田委任为旅长,盘踞在南江北部桃园寺一带大山区里,打富济贫,占山为王。升钟寺起义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张逸民和李载溥,就在这支队伍里。任玮璋愿意率部起义,是张逸民他们影响和鼓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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