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军总部刚刚在通江扎下营盘，就获悉田颂尧已从嘉陵江沿岸调兵遣将，向我反扑。其第二路刘汉雄部进抵南江，第一路李炜如部及罗乃琼第三师进抵巴中，企图堵击我军，并反攻通江。原追击我军的胡宗南第一师、刘茂恩第六十五师，亦进抵大巴山北麓。胡宗南部向碑坝开进，刘茂恩部则从西乡向万源地区开进。
我们的决心不变，仍以控制通南巴，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主要目标。为麻痹和分化敌人，我军致书各路军阀，说明红军入川，只是“借路”，不拟久留，若以武力相加，必将遭到迎头痛击，云云。同时，令十师两个团东向竹峪关，阻击刘茂恩部，七十三师由小通江河西岸的平溪坝西出，迎战刘汉雄部，十一、十二师布于通江城西的山险要地鹦歌嘴，迎击李炜如、罗遒琼部。我去前线随十二师行动，陈昌浩去七十三师，张国焘和曾中生留在通江，发动群众，巩固后方。
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我率十二师及十一师一部，于鹦歌嘴与来犯之李、罗部激战，将敌击溃后，乘胜向前推进。我们没有四川军用地图，道路、地形都不熟悉，花了点钱，请老乡带路。没想到四川老乡不简单，还懂军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追进到马家坪、杀牛坪一带时，敌人占住山垭口，猛烈阻击。山又高又陡，部队仰攻几次，攻不上去。老乡说，川军怕打屁股，得绕到山后去打。这招灵得很 ！我们派少部兵力迂回到山后一打，敌人当即乱了阵脚，在我前后夹击下，纷纷夺路逃命。这一仗，共歼敌一个多团。追至清江渡地区，又打退敌人七个团的反扑，毙伤敌千余。一九三三年一月下旬，我军进克巴中县城。巴中是川北的重镇，盛产高质量的大烟土，颇有点名气。城内有九井十八街，市面相当繁华、热闹，比通江县城要气派得多。
在南江方向，进展也较顺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于十二月底进至大河口地区，与刘汉雄部一个团遭遇，一举将其全歼。接着，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起义。经关峪口、甄子垭等战斗，红军二月一日解放南江。在此期间，我十一师三十三团于通江以南溃敌一部后，占领了屏障通江的要点得胜山。东路的十师也击溃进抵竹峪关的敌六十五师。因四川军阀不让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该敌不久即奉命撤出万源，又退回巴山以北去了。
红四方面军入川仅一个月，即歼敌三个团，溃敌八个团，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城及周围的大部地区，初步实现了我们的战略预想。从此，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
回想起来，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川北才能立脚，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敌人营垒有矛盾、混战，不统一。当时，四川境内共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州等数股军阀势力，各领“防地”，独霸一方，连年混战，互争雄长，闹得不可开交。不仅四川军阀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同四川军阀之间也有矛盾。四川当时是“国中之国”,川军的天下。各路军阀名义上接受蒋介石中央政府的统一‘委任和领导。实际上则以维持川人治川的军阀统治局面为本旨。他们生怕蒋介石“剿匪不分畛域”，把触角伸进四川，吞并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因而，在对付蒋介石上，四川军阀之间，又存在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点不愿“开门揖盗’’的味道。我们入川，利用了这两种矛盾。
红四方面军进据通南巴，选在田颂尧倾其主力参加“成都之战”的当口，可以说是恰到好处的一着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田颂尧只顾在成都参加混战，没有防备这一点。这就便于我们迅速打开战局，立脚生根。当时，蒋介石的势力想不想进川呢 ？倒是想的。而四川军阀呢？怕请神容易送神难，硬是不要他们进来帮忙。所以，刘茂恩部进到万源，不久便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爬上了巴山的，但也吃了“闭门羹”，不得不悄然回兵。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川军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们，我们的处境将会困难得多。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同意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川“剿共”，那么，蒋军由北而南，川军由南而北，两边一压，我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要想在大巴山下立脚，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开创革命根据地，建立立脚点，离不开枪杆子。有了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才能歼敌致胜，打开战局，建树一切。毛泽东同志说：“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毛泽东选集》第四一四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军经过极其艰难的西征转战，仍保存了一万四千余人枪，子弹平均每枪十排左右，士气高昂，斗志旺盛，是最为可贵的。有了这么一支革命武装队伍，我们就能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乘隙进击,建立立脚点。部队从翻越大巴山起，不畏严寒，不怕牺牲，神速运动，连续作战，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拿下了通南巴。事实证明，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是创造根据地的主要条件之一。
再一个原因是，川北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群众条件非常好，是块天然的用兵、养兵之地。那里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许多地方被原始森林覆盖着，树木又高又粗，一两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我们用上少数兵力把山口子一堵，敌人就不易攻进来，大部队集结、隐蔽、穿插，敌人很难发现，便于我军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运动战的特长，进行防御和反攻。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川东游击军战斗在达县、宣汉、万源一带，陕南游击队战斗在西乡，镇巴——带，对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也起了配合、支援的作用。
总之，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川陕边区是我军较理想的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与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的那些条件差不多。红四方面军能够结束西征转战，立脚通南巴，开创新局面，是主客观条件具备和统一的结果。
§十桩大事
我军解放通南巴后，田颂尧的反攻部署，尚未就绪，前线暂时无战事。
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开了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拔除军阀地主的反动社会根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为迎击敌人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
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紧迫的客观形势，容不得我们慢条斯理，按部就班。议决了就干，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先打开局面再说。通南巴地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搞得热火朝天。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十桩：
▲分兵发动群众
川北地势偏僻，没有经受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们党的活动，也一直处于极薄弱的状态。象巴中全县，人口约五十万，却找不出几名党员来。这同我刚到鄂东北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共产主义和苏维埃运动了。好在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提起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而是直呼其名字或绰号（“田冬瓜”），冠以“棒老二”、“狗日的”、“龟孙子”、“那舅子”等头衔，说：“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积恨之深，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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