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不论进行何种战争，交战双方都要求各自的军队灵活作战，机动制敌。如果参战的一方死滞呆板，作茧自缚，则势必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下文就是失败。灵活机动的必要性，不但是由交战双方为取得胜利，均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去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所致，同时也为千变万化、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所使然。我军以弱敌强，打的是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我们进行每个战役战斗，拼火力拼不过敌人，耗时间、耗物资也耗不过敌人。要争取主动和优势地位，达到速决歼敌的目的，除了情报准确、决心果断、计划周密、士气高昂、运动神速、近战夜战、群众支援等条件外，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指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时因地因敌而灵活机动作战的问题。因而，灵活机动性，既是战争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是我军劣势地位的特别需要。离开了它，部队便无法发展壮大，担负起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伟大斗争任务。
我们的军队，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战争中的高度灵活机动性，又是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四六一页）。这种表现人的主动性的东西，只有在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中，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和发挥。战争的正义性，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广大指战员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热忱，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官兵之间的平等关系，各部队之间的密切配合，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革命纪律，等等因素，为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形成我军灵活机动的战斗作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高度的灵活机动性，也是人民军队必然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切反动的军队都望尘莫及，难以匹比。
红四方面军在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战斗作风，大体就是如此。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群众斗争实践的产物，是广大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宝贵结晶。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不仅对完成当时的建军和作战任务，起到了有效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争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第八章 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进据通南巴
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背靠巴山南麓，俯视川东盆地，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易守而难攻，四川军阀田颂尧盘踞多年，是他赖以同各路军阀角逐争雄的要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我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后，田颂尧正出动三十个团的主力，参加成都的军阀混战，站在刘湘一边，同刘文辉部打得鸡飞狗跳，难解难分。趁敌人后方空虚，我们于苦草坝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夺取通南巴。以七十三师为右翼，西出进击南江；十师为左翼，东出进击洪口，方面军总部率十一、十二两师居中，直下通江，进取巴中。苦草坝为战略后方，西北军委机关、后勤部门和医院、伤病员等，暂留在那里。这是我军西行转战以来第一次分兵作战。我们要求各师神速运动，机断专行，加强联络，一定要打好人川的第一仗，在大巴山F取得立脚点，创造新局面。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行进在川北的深山密林狭谷中，方知我国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里，长歌咏叹，感慨系之，确有因由。大小通江河两岸，悬崖壁立，怪石嶙峋，狰狰然似欲搏人；水流湍急，鸟道崎呕，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虽是严冬季节，但阳光和煦，满山青绿，一派生机，与风雪交加，举目荒凉的秦岭山区相比，迥若两重天地。目睹这里的山势、地形、自然条件，竞使我们这些长年累月同山林打交道的人，也耳目一新，惊叹不已。指战员们高兴地说：“川北真是好地方，这下我们可找到落脚点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十二师先头部队出敌不意，首先攻占通江县城。守敌两个营及当地团防，大部被歼，仅小部逃窜。我军乘胜向前发展，控制了通江的大部地区。方面军总部和军委机关，随即进驻通江。
通江县城不大，约千余户人家。三面临山，一面傍水，四周环有相当坚固的城墙。主街道两旁有些店铺，经营日用百杂、山货土产、饭菜小吃之类。白木耳甚多，一块钢洋能买一大堆。部队不知道那是高级营养品，买回来成锅煮，当稀饭吃。而盐巴、布匹、医药，则极为短缺。民房一般为木质结构，大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最令人瞩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宽敞的孔庙和一座坚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军总部和西北军委机关，临时设在这两座建筑里。城里有个小小的公园，站在园内小山包上，全城的轮廓，便尽收眼底。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割地自肥，向来不顾人民死活。所以，尽管川北的自然条件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论县城或乡村，我们见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佝偻着身子，缩成一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据老乡们说，仅田赋税一项，田颂尧早已预征到三十年以后去了。山坡平坝的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和贩卖。“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一座千余户人口的通江县城，竟有上百户人家以开大烟馆为业，瘾君子之多，可想而知。有些青少年甚至也染有抽鸦片的恶习，弄得骨瘦如柴，不成个人样子。土匪 （当地人叫“棒老二”）猖獗，啸聚山林，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杀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统治下，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群众实在活不下去，便奋起造反。早在一九二八年，由李家俊、王维舟领导的川东农民起义，就震动了川北。一九二九年，旷继勋领导了蓬溪兵变。我军入川前夜，阆中、南部一带，又爆发了地下党领导的两万多农民的起义。川北人民的抗捐抗税运动，此伏彼起。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南江农民为反对“预征烟款”，潮涌般地结队去县城请愿示威，持续两个多月，终于迫使反动政府宣布“延期征收”。通江也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捐斗争。无数贫苦农民，手持矛刀、扁担、棍棒，进城大闹公堂，搜捕团总、保长、提款委员，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传单，被反动政府拘捕的闹事“要犯”，塞满监狱，直至我军解放通江，才予全部释放。巴中县的大批饥民，也纷纷起来“吃大户”，成群结队，到财主家闹粮食吃。川北农民同军阀地主的矛盾，已经尖锐到冰炭不容、一触即发的阶段。
红军首次进入通江，石破天惊，在这座偏僻山城激起了巨大反响。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转战的我军，虽衣着破烂，疲惫不堪，极待补给，但态度和霭，买卖公平，秋毫不犯，军纪严明。先头部队入城，怕惊扰百姓，晚上都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面。屡遭军阀部队蹂躏的川北群众，从未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聚拢到街头路边，打着小旗子，端茶送水，欢迎我军。红四方面军有个好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街头巷尾，均有指战员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景象好不热闹 ！红军的到来和指战员们的言行，成了群众“摆龙门阵”的中心话题。我军来自鄂豫皖，而许多操着浓重湖北口音的同志，则说成是来自“鄂尔款”。从此，“鄂尔款”一词便流传开来，成了四川老乡尊称红军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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