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兵力问题，也有不同意见。陈昌浩主张多带些部队走，只留下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五师。二十五军政委王平章则主张只带七十三师走，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师坚持斗争。不少同志和我都同意王平章同志的意见。
张国焘最后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决定：留下七十四、七十五两师与各独立师团，由沈泽民同志负责，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方面军总部率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跳出根据地，暂到平汉路以西活动，伺机打回根据地。
第四次反“围剿”，从八月上旬开始到十月中旬为止，我军苦战两月，虽歼敌万余人，终未能扭转战局，遭到了失败。失败的教训，概括地说，主要是：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没有及早进行反“围剿”准备，丧失了主动地位。第二，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未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而是率尔应战、正面硬顶、孤注一掷，始终未能形成战役战斗中的优势。第三，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相当一部分群众，脱离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只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今天回想起来，那时完全粉碎敌人的“围剿”，虽有不少困难，但如果分局领导人，尤其是张国焘不犯这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争取胜利是有希望的。
我们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一部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留在那里的红军和群众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沈泽民同志后来不幸牺牲。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王平章、郭述申、徐海东等同志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援，多次粉碎敌人的“清剿”，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又有鄂豫皖党组织和高敬亭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组建成红二十八军，胜利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直至抗战爆发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大别山区红旗飘扬，武装斗争从未间断，一直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从黄麻起义到全国解放，英雄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牺牲，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垂青史。
※第七章 西行转战三千里
§枣阳新集之战
为避免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保存有生力量，我军根据黄柴畈会议的决定，计划第一步西越平汉路，转到鄂豫边蹲一蹲，伺机再杀“回马枪”，转回根据地。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南、北三面都去不得，只有平汉路以西的少堡垒地带，是我军较理想的转移方向。那带敌人防守力量比较薄弱，不难突破；地势有利，可借桐柏山、大洪山作依托；又是红三军活动的地方，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从各方面条件来看，都便于我军周转回旋，待机破敌。
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上强弱悬殊，非同往常。又因分局主要领导人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未雨绸缪”麻痹于先，“亡羊补牢”失策于后，致使红军在根据地内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这样，主力红军暂时退却到根据地外面是不是可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都看过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上面认为在情势特别严重时，红军退到白区去并不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根据地内部，我们既然失掉以运动战方式反攻破敌的机会，暂时退到白区去，待消灭和调动了敌人再回来，这并没有错误。问题在于：退却的决定很仓促；全盘计划不周到，对可能出现的逆境缺乏充分估计；分局的意图没有全面向下传达，部队思想不够统一。优势敌人拼命围追堵截，打破了我们转回根据地的预想，结果，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一日晚，我军分左右两路纵队，从四姑墩出发，经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敌两个师的防线，在平汉路西的陈家巷地区会合。西越平汉路时，红七十三师与尾追之敌激战三小时，将敌击退，保证了全军的安全转移。十四日，部队又经洛阳店、新店向原红三军活动过的璩家湾一带转进。蒋介石发现主力红军跳出其包围圈后，马上施行“追剿”部署：以卫立煌率李默庵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等，跟踪追击；以胡宗南第一师北沿花园至襄阳的公路，肖之楚四十四师南沿京山至宜城的公路，平行追击；原在襄阳、枣阳、宜城地区的刘茂恩六十五师和冯鹏翥六十七师，则依托沙河堵击。敌企图将我主力聚歼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我军昼夜疾进，奔向璩家湾一带。谁知到了那里一看，红三军已经走了，根据地早垮台了。没有政权，没有红军，没有游击队，没有党组织，剩下的只是一片断垣残壁的荒凉景象。标语倒不少，说明贺龙的部队来过，但已转走。我们很失望。正是早晨，赶紧搞饭吃。饭还没吃上，敌军追至，打起炮来，这就是枣阳新集之战。
饥疲不堪的我军，仓促临敌，急起应战。当天上午，我十一师与敌八十三师激战数小时，打退了敌人。部队赶紧搞饭吃，略事休息，准备反击。新集西南十余里的乌头观，是个制高点，有些地主寨子。控制了乌头观，才能保障我右翼阵地关门山、刀锋岭的安全。我们把抢占这一制高点的任务交给红十二师完成。但因山上的寨子有地主武装防守，十二师攻击不得力，行动迟缓，没有拿下来，乌头观反倒被追来的敌军当夜抢占。敌居高临下，火力又强，我军硬攻难克，伤亡不小，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战役战斗往往是这样：关键的一个寨子、山头、制高点落入敌手，就会让你被动应付，全局吃紧。反“围剿”斗争中，战略上不计较内线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后退或前进，十分必要。战役战斗上则不同，一山一寨的得失，有时会关系战局的成败，儿戏不得。失去乌头观这个制高点，将我右翼暴露在敌威胁之下，弄得我们守难固，攻难克，等于把战场主动权丧失了许多。
再困难也得打，被动中求主动，以实现歼敌一部，调动敌人，转回鄂豫皖根据地的计划。翌晨，敌三十四旅、十师、八十三师从东、南、北三面开始对我包围和进击，企图以左右钳击的态势，围歼我军于新集以西、汉水以东地区。激战一天后，敌后续部队四十四师、一师、五十一师相继压了上来，形成了对我军的合围。中间，我军一度集中兵力向敌右线薄弱处三十四旅反突击，虽重创该敌，击伤敌旅长罗启疆，但因乌头现制高点在敌手中，使我军的反击未奏全功。最危险的是我指挥部被突进之敌逼近，真是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跟前只有三百来人的机关人员和警卫、通信部队，紧急集合，投入战斗。幸亏敌人弄不清虚实，只是一般性的进攻，未形成强大突击力量。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获悉总部被围的消息，马上率部驰援。经一番激战，终于击退敌人，扭转了总部的厄运。
枣阳新集战斗，是我军转移以来打得最凶恶的一仗。这次战斗，如果不是我军失去先机占领制高点乌头观之利，情势会好得多。我们虽歼敌不少，但自己伤亡也大。三十一团团长林维权、三十三团团长吴云山都牺牲了，十师师长王宏坤负了伤。象吴云山、林维权，在全军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
敌众我寡，四面受敌，部队被迫突围，向北转移。这样一来，我企图在外线寻机歼敌、打回根据地的计划，即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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