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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蒋介石灭我之心有增无己,第三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便又开始了第四次“围剿”的部署。

  一九三二年春,蒋介石在疯狂镇压和平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同时,重新组织力量,计划对根据地实施新的“围剿”,企图在短期内扑灭红军。蒋介石是三步棋:第一步,搞垮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搞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步,搞垮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险恶。五、六月间,他亲自出马,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琛为副司令,积极部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围剿”。

  当时,党中央给鄂豫皖红军的任务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

  我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亟待休整。但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的实际情况,坚决令部队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段出击,而后伺机南下,进逼武汉。六月下旬,我们在信阳一带打了几仗,仅攻克鸡公山,歼敌一个团,战果不大。于是向分局建议,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的军队频繁向平汉路的信阳至武汉一线调动,“围剿”在即。而分局领导人却我行我素,漫不经心。我们东返途中,张国焘、沈泽民从后方赶来,于夏店召开中央分局会议,又要部队马上南下作战,进攻麻城。

  会上,我和陈昌浩都认为,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当时,敌人的“围剿”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仅在我根据地边缘地带构筑工事,作些小规模的侦察性进攻;如果按我们的意见去做,转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然而,沈泽民同志极力反对。他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我说:蒋介石的黄埔系精锐部队还没拿出来,我们打的多是些杂牌军,怎么能说面临之敌是国民党的“偏师”呢?这是一个涉及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论相当激烈。张国焘支持沈泽民同志的意见,作了部队南下进攻麻城的决定。

  形势规定任务。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行动方针和部署是不会对头的。从这时起,已经种下了反四次“围剿”失败的根苗。

  根据分局决定,我军向麻城地区开进。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七月天,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强行军,十分艰苦。部队真过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叫南下就南下,不管多么疲劳困苦都挺得住,没有任何怨言。

  麻城、宋埠、黄陂地区为敌第三十、三十一师及一个特务旅驻守,属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指挥。敌三十师驻麻城,三十一师驻黄陂,五十四师驻罗田,互为犄角。麻城以北的福田河、黄土岗,为地主反动武装盘踞的堡垒。我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及独立一师南下后,当即向麻城外围据点发起猛攻,以实现孤立和围困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的援敌的作战企图。

  七月七日至八日,我军首先占领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于红石堰、七里桥一带全歼敌三十一师九十三旅,俘敌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三百余支,机枪四十余挺,迫击炮四十余门。进而以主力控制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三十师九十二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待机打援。同时,我还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配合,将麻城周围纵横百余里的地主民团一扫而光,毙俘敌上千,俘获了一批土顽首领,顽固的白色堡垒黄土岗、福田河亦被解放。麻城之敌,陷入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时,皖西的红二十五军也遇到敌徐庭瑶部的进攻。旷继勋军长打来电报说,他们正在霍丘城内坚守,“以城攻城”,与敌决战。张国焘拿到电报气坏了,说:“什么叫以城攻城!”我们也认为,这种和敌人硬拼的办法不对头。所以,马上派蔡申熙同志去皖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红二十五军的守城部队一千多人与敌人血战五昼夜后,全部损失,仅军长旷继勋及少数人脱险。旷因此被撤职,军长由蔡申熙接任。

  敌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见麻城被围,乃调黄陂的三十一师经宋埠绕道北杲北进来援,避开了我打援的战场。敌变我变。我们当即决定放弃原计划,率主力乘虚南出黄陂。十八日中午,红十二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没收食盐万余斤。前锋进逼黄陂,武汉为之震动。敌忙调武汉的八十九师及罗田的五十四师向北堵击,并令麻城、宋埠之敌三十、三十一两师派主力向西南出击,企图夹击我军。我们掉转头来杀“回马枪”,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迎击敌三十、三十一师。经激烈战斗,全歼敌一个多旅,缴枪五六千支,余敌溃退宋埠、歧亭等据点,我主力复转至麻城围敌。八月上旬,攻下陡陂山,歼敌一个团。

  可是,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所部对我根据地发起了全面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了。

  第四次反“围剿”,与已往的反“围剿”有明显的不同点,也是对我们的不利因素:

  (1)敌大军压境,指挥统一,动用的“王牌”

  部队多。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汉口,副部设在安徽的蚌埠。兵分左、中、右三路,以左路军对付湘鄂西根据地,而以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余万人,另有四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蒋介石亲自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其嫡系精锐主力师,除陈诚等部尚在江西对付我中央红军外,大部(胡宗南第一师,黄杰第二师,李玉堂第三师,徐庭瑶第四师,蒋鼎文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李思塑第八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俞济时第八十八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均调来围攻我们,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师,不外甲乙丙三种;甲种师“三三制”,每师三个旅,每旅三个团;乙种师“三二制”,每师三个旅,每旅两个团;丙种师“二二制”,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蒋介石的主力师,大都按“三三制”编成,人多,自动火器多,协同动作也比较好。敌一下拿这么多主力师出来,泰山压顶,的确不易对付。

  (2)“围剿”战术,有所改变。所谓“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等等。蒋介石是想避免已往分兵“进剿”、长驱直入易被各个击破的弊端,才改进“围剿”战术的。敌计划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网开一面,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我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在此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企图以政治手段争取和瓦解根据地军民,帮助下属反动土豪劣绅恢复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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