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上旬，经过寅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四大战役，我军先后共歼敌六万余人，其中成建制被歼的敌正规部队近四十个团，使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即被粉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余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邱五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组成两个军六个师，还建立了四个独立团和一个少共国际团，总兵力四万五千余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展到二十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红军胜利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主要原因为：
第一，充分利用有利客观形势，实行外线进攻作战方针，各个击破敌人的“围剿”部署。那时，敌人虽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集中了很大兵力，准备第三次“围剿”，但尚来部署就绪，杂牌部队多，缺乏统一指挥，“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孙子》九地篇 ）。原因是蒋介石一面忙于解决中日民族矛盾所引起的内部危机；一面将中央革命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方向，暂时顾不上在这边统一兵力，统一部署，统一号令，全力对付我们。我们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先打这股敌人，后打那股敌人，陆陆续续把敌人的“围剿”部署打乱，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如果看不到这个形势，或是不敢在有利条件下“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围剿”和“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 ？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防御和进攻，要看条件。条件允许，对我有利，“先发制人”，进攻歼敌，何乐而不为！在战争问题上，最要不得机械论，机械论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招致战机的丧失，战争的失败。
第二，集中兵力，“围点打援”。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实施外线攻击，集中兵力，形成拳头，是关键一环。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要下狠心，舍得暂时丢些地盘，受点损失。那时作战，有两个东西是集中兵力的最大障碍：一是军事保守主义，囿于现地，不敢或不愿集中兵力，大胆进攻。二是军事平均主义，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我们克服了这些障碍，坚持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形成一个拳头，狠狠打击敌人。红军共四个主力师，每攻一个方向，均动用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只留少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应付其他方向的敌人，配合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根据地处在敌四面包围之中，主力用于南线作战，北线会吃紧；用于东线作战，西线会吃紧，有时甚至会失些地盘，受些局部损失。但是，等我们一股一股地把敌人搞掉后，全局就会改观。根据地不是缩小而是全面扩展。怕丢地盘，分兵把口，看上去“保险”，实际上最不牢靠。
战术的正确运用，也很重要，甚至能对战役战斗的胜利，起决定性作用。黄安、商潢、苏家埠三大战役，我们采取的主要战术手段是“围点打援”，证明符合实际情况，达到了大量歼敌的目的。为什么要搞“围点打援”？情势所迫，逼出来的嘛！我们要执行外线进攻的方针，但兵力少，装备差，“乞丐和龙王比宝”，比不起。敌有优势装备，我们缺乏。我们的装备很落后，没有大炮，炸药极少，手榴弹有些，大都是土造的马尾手榴弹，杀伤力很小，扔到树上都掉不下来。敌人深沟高垒，凭坚固守，象黄安、商城、苏家埠的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吊桥、城壕，栅门，炮楼、城垛子，防得严严实实，象铁桶一般。我们缺乏攻城的火器，攻得动吗 ？如果硬叫部队去爬城，那得死很多入。硬攻不行，就动脑筋，想办法，办法是“围点打援”，野战歼敌。我军的装备固然差，攻城力量不足，然而，却长于运动，长于野战。于是依托根据地先用小部兵力把突出、孤立的敌据点围住，死死围上若干天，敌粮断炊断，自然告急求援。估计敌援兵从哪个方向来，我主力部队便预先选好战场，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援兵开来，运动在野外，立足未稳，正好给我以歼灭之机，消灭了援兵，守敌人心惶恐，不战自乱，我军可趁势解决点上的敌人。事实证明，“围点打援”乃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重要战法，运用得当，能收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之效。
第三，攻必克，战必胜。就是说，要打有把握之仗，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接连吃败仗，是提不起部队的战斗土气来的。苏家埠战役，我们围住六千多敌人，先拿部队试攻了一下，没强攻。看看攻不动，决心打援，不仅打了第一次，而且打了第二次。第二次打援时，敌人来了那么多。我们分析了敌我情势，认为有取胜的六七成把握，才下决心硬着头皮打。如果根本就没有胜利的把握，或者把握很小，是不能那样干的。打援也不是敌人一来我们就攻，而是让敌人先攻我们。待其疲惫不堪，攻势到了“再而衰，三而竭”的时候，我们集中主力和预备队出击，把敌人包抄分割，彻底摧垮。一个指挥员，要千方百计想办法打有把握之仗，打胜仗，万一打了败仗，也要争取不吃大亏。否则，连吃几个败仗，死伤一大堆，再有战斗力的部队，也会把土气打下去的。新部队的使用，尤其要注意这一点。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扩展到三万多人，立即发动了这几个战役。当时新部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都没上过战场。我们反复强调，使用新部队，第一炮一定要打响；要通过多打胜仗去提高士气，锻炼他们。我们开始不用新部队打强攻或打阻击战，因强攻和阻击战伤亡大，而是用他们去打追击战。等主力部队熬过难关，发起反击，把敌人冲垮后，再拿新部队上去，跟着老部队追歼溃败之敌，抓俘虏，缴武器、弹药。追击战，伤亡小，战果大，取得胜利，鼓起大家的劲头，搞上几次，新部队有了实战经验，士气越打越高，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就会形成。
第四，战时政治工作有了加强，发挥了威力。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注意了政工干部的选拔和配备，团以上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健全起来，工作的计划性、针对性有明显改进。虽然也搬了些苏联的条条，如政工干部有监督同级军事指挥员的权力等，但总的说，工作内容是适合战争任务要求的。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当时的政治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泛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援战争，所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确有那种气势。二是不断提高和巩固部队的士气，战前、战中、战后都有响亮口号和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瓦解敌军这一条，很重要，搞得也比较实际。象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中，刘被围之敌喊话，编成的顺口溜很有趣：“老乡老乡，不要打枪。本是穷人，理应反蒋，为蒋卖命，卖的哪桩 ？上有父母，下有儿郎，——年到头，难见妻房。长官待你，何处一样？长官洋面，鱼肉鸡汤。你们吃糠，树皮啃光，更有兄弟，饿死床上。飞机运粮，有啥指望？红军围城，铁壁一样。”“老乡老乡，快快交枪。放下武器，红军有赏，若不交枪，困饿死光。来当红军，前途亮堂，愿回家乡，发给光洋。”这些宣传，既抓住了敌军下属官兵的心理，又交待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削弱敌军的顽抗有很大作用。各路敌军中，有不少是被我放回的俘虏兵，了解我们的政策，在战场上往往朝天放枪，不打红军，红军冲上来，不作任何抵抗就乖乖交枪，大大减少了我军的伤亡。苏家埠战役时，有的俘虏说：“我是第三次交枪了，红军优待俘虏兵，一上战场我们就准备交枪！”战时政治工作，抓住对我和对敌这两面，效果甚大，有力保证了战役战斗的胜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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