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说，这位同我谈话的同志，就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同志。杨般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名字以前我听说过。在我去鄂东北后不久，他和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同志，被叛徒白鑫出卖，慷慨就义。我们后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培训干部的学校，命名彭（湃）杨（殷）学校，以纪念这两位著名的革命烈士。白鑫我也认识，广州起义的部队在花县整编为红四师时，他是十团团长，我是党代表。这个人身上带着不少银元，打起仗来就溜号，根本不象个共产党员。那时我就提议开除他，撤他的职。在东江分散游击后，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彭湃、杨殷等同志牺牲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派陈赓等同志除掉了这个可耻的叛徒，使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六月上旬，我与何玉琳、桂步蟾同志一起，装扮成商人模样，去鄂东北特区。先从上海乘船至武汉，再乘汽车经黄陂到靠山店附近，下车后沿山间小路行进。这条路是何玉琳到中央汇报工作时走的，他比较熟悉。通过白区地带，没有遇上什么麻烦。
进入鄂东北根据地，完全是另一番天地。正当割麦的时候，田野里、村庄里，一派繁忙景象。村头地边，红旗招展；男女老少，喜气洋洋。不少人都认识何玉琳，见我们和他走在一起，知道是自己人，也同我们亲切地打招呼。到黄安以北的箭厂河，特委书记徐朋人接见了我们。他详细介绍了根据地的情况，要我和桂步蟾去红三十一师工作。徐朋人是学生出身，当过教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说话操着浓重的当地口音，有条有理，也很实际，给我的印象，是个勤恳、朴实、能干的人。
根据地不大，但已初具规模，打下了发展基础。边界割据区，北起柴山堡，南至黄安八里湾，东起麻城黄土岗，西抵孝感的汪洋一带。较巩固的地区有光山的柴山堡，黄安的七里、紫云、高桥、桃花，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区。一般情况下，党的机关、政权机关能够扯起红旗子，开展工作；群众普遍组织起来，不容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有立足活动的余地。这些地区，尚未连成一片，中间有敌占区；边缘地带常和敌人拉锯，有时在我们手里，有时又被敌人占去。我去后住在柴山堡，那里山高林密，地形不错。我们住地附近的山头上有棵“信号树”，树一放倒，就说明敌人要来了。老百姓会马上牵着牛、挑着担子“跑反”，部队则派人掩护他们。撤退工作是有秩序的，表现了根据地领导人的组织能力。
党组织和群众的状况，也比较好。鄂东北特区包括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光山、罗田诸县，均建立了县委、区委和基层党支部。党的力量以黄安最强，党员一千二百多人；麻城次之，党员五百多人；其余则弱些，二三百名或几十名党员不等。因黄麻地区有根据地，党员数量又多，特委的工作重点就放在这里。黄麻一带的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甚高，把共产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许多人不明白党的性质，以为参加过武装暴动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就是“在党”的共产党员。如果党组织秘密开会被他们发现，会生气地说：“你们以为我是反动派吗？开会为什么不约我呢？”要费许多口舌，向他们作解释工作。党的一些口号，如“杀尽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欺骗穷人帮助富人的国民党”等，家喻户晓，深为群众拥护。不论男女老少，都知道共产党是领着穷人打天下的。唯“苏维埃”一词，很多人闹不清楚，甚至认为这是共产党里一位首脑人物的名字。所以，他们又称共产党为“苏先生”。
军队，有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的番号，才三百多人。无所谓军部、师部，只有“司令部”。司令员是吴光浩，下辖四个大队，每大队五十至六十人。我去的时候，吴光浩同志已牺牲。他是湖北黄坡人，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黄麻武装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奉特委指示，带着十多个人去商城南部帮助开展工作，途经罗田藤家堡时，遭地主民团袭击，战斗中不幸牺牲。对他牺牲的消息，特委决定暂不宣布，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我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司令、副师长，实际上负责全师的军事指挥工作。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都是黄安人。除红军外，还有赤卫队、游击队，人数不多，几百人，但也是宝贵的力量。
万事开头难。鄂豫边区能够形成这么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队伍，很不容易。
黄麻地区，曾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那里是董必武同志的故乡，很早就有他和陈潭秋同志撒下的革命火种，打下了党的工作基础。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武汉，继而控制过鄂东，影响甚大。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许多地方都有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的组织，造就了一大批战斗骨干。一九二七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黄麻地区一些农民运动的领袖也在讲习所学习过。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蒋汪合流，血腥镇压革命力量，断送了大革命运动。但是，黄麻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党的“八七会议”后，组织了黄麻秋收起义，走上了武装割据的道路。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潘忠汝、王志仁、王宏学、刘镇一、汪奠川、戴继伦、戴季英、陈定候、王秀松、吴焕先、吴先筹、蔡济璜、刘象明、刘文蔚、徐子清、徐其虚、吴光浩、郑位三、王树声等，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那时，我党还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学生或农民出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敢拿起枪杆子来和敌人斗，发动成千上万的农民揭竿而起，靠长矛、大刀、土枪攻下黄安县城，占领黄麻地区的一些主要村镇，的确是了不起的事。后来，起义队伍遭到反动派的围攻、镇压，被迫转到木兰山上打游击，艰苦至极，只剩下了几十个人。但是，有了这几十个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形势就不一样。逐渐地，利用军阀割据的矛盾，发动群众，打击敌人，队伍和地盘越搞越大。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红色政权就在黄麻地区形成了较稳固的自主的局面，部队也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由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县委和三十一师党委召开联席会议，产生了中共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
五月间，商南起义胜利成功，红三十二师组成。这次起义，是由鄂东北特委、河南省委、鄂豫皖特别区委领导和发动的。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徐子清、周维炯、徐其虚、肖方、廖炳国、漆德伟、毛月波、廖业祺等。他们组织民团中的士兵和农民群众暴动，一夜之间将丁家埠一带的反动民团杨晋阶、柯寿恒、郑其玉等部搞垮，在商城南部的乐区、和区竖起了革命红旗。旋即成立了红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漆德伟任副师长，全师共一百余人枪。豫东南根据地，开始形成。
根据地的这些领导人，土生土长，和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土马克思主义有一些，洋教条极少。如果搬洋教条的话，闯不出这种局面来。路是人走出来的，不能妄自菲薄，小瞧土马克思主义。
我到三十一师当副司令，与戴克敏、曹学楷共事，带着几百人的队伍，打游击。他们两人，对党忠诚，联系群众，有文化，又有游击战争经验，深得部队的信赖。我们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游击战零敲碎打，几乎天天发生，不是敌人打我们，就是我们打敌人。敌人多是国民党杂牌部队、地主民团、反动枪会等，战斗力不很强。我们今天在这里打一家伙，明天又到那里打一家伙，不断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时值蒋桂战争刚结束，敌人内部矛盾有缓和。但军阀之间，仍在勾心斗角，自图发展。对苏维埃运动，他们没放在眼里，还没统一起来对付我们，鄂豫边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放手活动，一步一步地发展壮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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