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月间，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郁同志来了解情况。他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他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批转移，保存力量乃是唯一出路。到年底，只剩下了我们几十个人。
一九二九年一月，广东省委决定将最后这批人撤走，东江游击战争遂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
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
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提出这几点看法。从中，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而伟大。
§离开东江之后
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的通知，要把剩下的一批同志，通通转移出去。
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是经惠州去九龙，并给每个同志发了路费。我们共有二十几个人，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沿着小路爬山越岭，翻过一座大山，抵惠州地区。那里有位农民党员来接头，领我们去他家吃了顿饭，而后将我们送上公路，他便回去了。因这批人集中行动，目标太大，我和党代表刘校阁商量，决定分两路走。他带一路，我带一路，到九龙再会合。分手后，他们就奔惠州城里去了。
我领着十来个人，在惠州城外的野地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分成几批行动，从惠州乘汽车去樟木头，再转乘火车去九龙的接头地点会合。途中，我们这一路的同志没遇上什么麻烦，陆续到达九龙。但刘校阁那一路人，却沓无音讯。我后来也没打听到他们的下落，估计是被敌人抓住杀掉了。那时同志们刚从山里出来，个个面黄肌瘦，胡子拉碴的，脚上又穿着海丰的草鞋，人家一看就会怀疑是从“赤化”地区来的，容易暴露目标。
在九龙，我们住在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这是广东省委租的一所房子，等于个招待所，有位工人同志负责照顾我们。刚到的那几天，大家饭可没少吃，但总觉得肚子填不饱，这大概是在山里长期挨饿造成的吧。
九龙是英租界，国民党不能进来乱抓人。然而，英帝国主义毕竟和国民党一个鼻孔出气，所以我们也保持警惕，不暴露身份，不随便上街。“交通”告诉我们应付敌人搜查的办法，并再三叮嘱大家：如果万一被捕，要想办法去澳门，绝不能去广州。在澳门，组织上可以营救，去广州落到国民党手里，就难办了。
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的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三月间，“交通”通知我们去上海。同行的有我和桂步蟾、王和峰、周棺仁等六个同志。到了上海，先是住在我过去住过的黄埔江边的泰安客栈里。过了不几天，我们在法租界的金神父路租了个亭子间。每月十三元的房租，自己烧饭做菜，听候分配。
不久，王和峰、周棺仁等四人被分配去湘鄂西根据地，我和桂步蟾同志则去大别山区工作，踏上了新的征途。
※第四章 大别山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初到大别山区
大别山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先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党领导鄂东北黄（安）麻（城）秋收起义胜利，创造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局面，继后又有商（城）南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的成功，到一九三〇年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遂告正式形成。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气势雄伟的大别山脉位于中央，有木兰山、天台山、万紫山、大雾山、大悟山、古角、桐山诸峰纵横盘结，绵亘数百里，横贯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襟长江而带淮河。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山川交错，水泊棋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历代兵家囊括大江南北，逐鹿中原的必争之地。
我去鄂豫边工作，是一九二九年六月间的事。
我到上海同党中央接上关系后，心里才踏实下来。一九二九年五月底，“交通”通知我，说军委负责同志要找我谈话，并约定了会见的时间、地点和联络暗号。地点就在我的住处，我用的化名叫“余立人”。第二天上午，一个穿长衫、着布鞋、商人打扮的人来了。见面后，他问了我些个人经历及东江游击战争的情况，而后告诉我，鄂东北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派何玉琳同志来要军事干部，军委决定派你和桂步蟾同志去。他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他还说：“具体工作到那边再说，你准备一下，跟何玉琳他们早点动身。”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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