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敌人战斗了一天多，情况越来越危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观音山丢失，部队也打散了。傍晚，我到公安局——起义军总指挥部住地去找徐光英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谁知那里空空如也，办公机关已全部撤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摆着些木箱，盖子已打开，里面净是银毫子，我抓了两把，留着备用，转身走出了指挥部。正巧，碰上了武汉军校时期我那个队的区队长朱先墀，他和六七个人正匆匆忙忙路过这里。他说：人家都走了，你还不快走！快走，到黄花岗集合去。我就跟他们一起到了黄花岗。那里也没有队伍，听说已撤往花县，我们赶紧出城，去追赶部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叶剑英同志住北京西山时，谈起了这段历史。他说：那天我也没接到撤退的通知，晚上到总指挥部去，不见人影，才知道情况有了变化。我在楼上，见桌子上满是一叠一叠的港币，都是一百元一张的，也没拿点，转身就走了。剑英同志说：我们那时傻得很，不知道带点钱在身上有用处。我说：我比你还强点，抓了两把银毫子，装进口袋才走的。
广州起义坚持了三天，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打得很英勇，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杨殷、叶剑英、聂荣臻、周文雍、陈郁等同志的活动及起义的全面情况，我是后来看文件才知道的。这次起义，有重要历史意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列，使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和创立红军的新时期。
起义失败的原因，除敌众我寡、缺乏经验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机械搬运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起义成功后，没有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市，转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而是死打硬拼，想占住城市不放。当时已经占领了银行，缴获的武器和弹药也很多。如果把起义队伍立即装备起来，有计划有组织地转移到城外，去同朱德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或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游击队会合，情形将会好得多。
另外，起义的组织工作的确不理想，缺乏通盘规划，指挥也不够统一，敌人逼进门来，才仓促决定撤退，不是有秩序地退却。因而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撤退，许多人不知道。教导团的女子队就没接到通知。她们几十个人，在游曦同志指挥下，同敌人血战到底，壮烈牺牲。教导团的队伍撤出城后，敌人搞大搜捕、大屠杀，见到口音不对、衣服不对的人就抓、就杀，三天之内杀了七千多人，党和工人赤卫队的力量几乎被搞垮。
“战败的军队善于学习”（列宁），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党正是不断从失败、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才走上了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奔向海陆丰
离开广州后，我们一气赶到太和圩，追-卜了教导团的队伍，继续向花县进军。路过一个山垭口时，遇上地主民团的伏击，部队冲了过去。傍晚到花县，城里的敌人已闻风而逃。
部队在花县停了三天，整编队伍，讨论行动方针。
先清点人数，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几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一二十，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即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人。黄埔第一期的学生不多，我是一个，还有吴展。叶镛是黄埔第三期的。教导团的队长、党代表大多是黄埔第四期的，其余均系武汉军校的学员。
部队编为一个师。叶镛当师长，袁裕（国平）当党代表，师党委书记唐澍，政治部主任王侃如。在一所学校里，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给这支部队命名。红一师有了，是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二师有了，是海陆丰一带的另一支南昌起义部队；红三师也有了，是琼崖游击队改编的。最后，大家确定我们叫红四师，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红四师下属三个团：十、十一、十二团。我任十团党代表。还有一、二十个女同志，都分在师部、团部工作。我们团管军需的那位女同志叫彭镜秋，现在还健在。组织成立后，我把从起义指挥部拿来的银毫子全部交公。部队是仓促撤出的，经费十分困难。
部队下一步到哪里去？花县离广州太近，又靠铁路线，肯定不能蹲。有的主张去北面的韶关，有的主张去海陆丰。听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在韶关一带活动，多数人主张去同他们会合。于是，派人去联络。
部队在花县，每天都有地主民团来攻，师里要我负责指挥打民团。那些地主民团滑得很，一天来攻好几次。我们要是不理他，就呼噜呼噜地来一片，噼噼啪啪乱打枪，我们要是一打，他们就跑。有时我们正吃着饭，民团来了，部队扔下饭碗就去打，刚打走他们，一会儿又来了，又得去打。他们熟悉地形，零敲碎打，跑得又快。我们有时也追击一下，但追得不太远，怕中埋伏。我们把打民团的战术，叫做“打狗战术”。意思是别看它来势汹汹，你抄起棍子去打，他们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师部三次派人去韶关，都没找到朱德同志的队伍。第三天晚上，才决定去海陆丰，会合红二师。次日一大早出发，走了半个多月，经从化、良口、龙门、杭子担，绕道蓝口附近渡东江，南下进入罗浮山脉东侧的紫金县境。途中，有些民团怕我们，在村边插着木牌，写上“欢迎来境，欢送过境”的大字，我们就交代政策，分化敌人，遇上反动民团的袭扰、顽抗，则狠狠地打，绝不留情。广东是大革命的发源地，群众痛恨军阀，心向革命。我军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和支援，对土气鼓舞很大。
紫金县城敌军不多，县长叫邱国忠，是个国民党军队的少将，极其反动。起义军撤出广州后，他坐卧不宁，屡电广州反动政府，求援增兵。当我军进入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邱逆误认为是广州来的援兵，派人出城联络。我们决定将计就计，冒充“援兵”进城。那天上午，我军队列整齐，开赴县城，邱国忠带着县府的大小官员来到城外，恭身欢迎。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将他们活捉，占领了紫金县城。邱国忠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一九二八年元旦，红四师抵海丰县城，受到中共东江特委和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问。海丰是我党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彭湃同志的故乡。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彭湃先后在这带发动过三次农民起义，影响甚大。第三次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底，数千农民在董朗，颜昌颐领导的红二师 （共一千余人，也是南昌起义的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海丰、陆丰两县城，正式成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我们进抵海丰县境后，见各村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处处红旗招展，颇有革命气势。县城的墙壁，都用红土刷过，全城一片红，真是“赤化”了的天下。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象亲人久别重逢一样。
为欢迎红四师，东江特委在县城广场上召开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特委书记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广州起义失败了不算什么，革命难免有挫折，有失败，失败了再干，革命一定会胜利。二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要坚决消灭地主军阀，保护穷人利益。什么是共产党的法律 ？抓住地主杀他们的头，就是共产党的法律！他的富于鼓动性的讲话，博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接着，红二师和红四师又胜利会合。从此，这两支年青的红军队伍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并肩战斗，揭开了东江游击战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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