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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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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一九八〇年十月一日

  今天是国庆节。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在昨天中午举行过,因为已有三个国家把10月1日作为国庆节,除了我国外,还有尼日利亚和塞浦路斯,维也纳的塞浦路斯使馆一般不举行招待会,所以我使馆每年要与尼日利亚使馆协商,分别在9月30日和10月1日举行。这次国庆招待会也是我的到任招待会,到的客人很多。我呈递国书后正值夏季休假,到假期结束时离国庆节已没有几天,只能把国庆招待会同我的到任招待会合并举行。我们使馆举行招待会为了节约经费,都要靠大家一起动手,特别是国庆招待会客人多,而且是冷餐招待会,更要忙上很多天。昨天大家大忙了一阵,今天正好休息一天。按部内通知,从10月1日起给大家增加一些津贴,虽然增加得很少,大家这些年来已习以为常,也感到很高兴。我原来每月115元人民币,增加到150多元,最低的工勤人员由50多元增加到近70元。

  国内很多的同志以为我们外交人员来回乘飞机,坐大汽车,穿西服,同别人干杯,好像很舒服,很优裕,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国外工作上是紧张的,生活上是俭朴的。在“文革”开始时,中奥还没有建交,只有商务代表处,奥地利的极“左”派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说代表处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资产阶级化,穿高档服装,坐高级汽车,出入资产阶级场所,专同资产阶级打交道,结果领导同志被批斗,大批外交官被调回国参加运动,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上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这封信是极“左”思潮在国外的反应,所说的事是极端夸大和歪曲了的,严重丑化了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

  建国以后,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驻外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接近第三世界外交人员的水平,但同国内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因此很多老大使向部内提出适当减少国外工资。后来,国外工资不断受到国内运动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在反右派运动后,降低了60%,几个月后感到降得太多,又回升了10%。当时的工资只比国内多3倍左右,因为在国外吃饭穿衣开支比国内大,家属的费用也要多,不能算高工资。到了“文革”,大批特批高工资,决定取消国外工资,改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伙食尾子不发钱,只发水果、蛋糕之类实物,供应从洗衣粉到卫生纸等,洗外衣和外出理发按国内价格报销,国内工资照发,国外只发很少津贴。外国人说我们是“小费工资”,实际上比小费还少。我们使馆一年的开支还抵不上日本大使一年的工资。我从1974年担任大使后一直是每月115元人民币的津贴,终于到今年(1980年)10月1日起将增加30多元。同志们虽然感到很拮据,要积一年的津贴才能买一台18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有一些意见,但仍兢兢业业地工作,说明了我们的驻外人员是能够体谅大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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