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②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八路军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我为副总司令，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左权为副参谋长。党内组织军事委员会分会③，朱德为书记，任弼时兼秘书长，加上我三人组成常委会。各师师长、政委，还有左权等，可能都是军分会的执委（记不清了）。当时红军主力是三万二千人，以四千人编为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军一万四千人编为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二方面军六千人，改为一二〇师，贺龙为师长；四方面军八千人编为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
（注：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〇师；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
在云阳镇前方司令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了党中央洛川会议④的精神——也就是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我在这次会上讲了话，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我们改编后，要注意反对军阀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提出了四条保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保证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保证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和坚持学习制度。任弼时同志和各师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九月，周恩来同志约我陪同他一起去太原见阎锡山⑤。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到太原时，人民盼望共产党和红军参战之心更切。阎为避日本飞机轰炸，住在太原以北之崞县某村。会谈后，周又约我去大同见傅作义⑥。当时日军正由张家口向大同前进，我们到大同时，日军已占天镇、阳高，傅军正在忙于撤退。第二天从大同回崞县，阎锡山又约见，商谈坚守山西国防工事（即雁门关、茹越口、平型关、娘子关等既设之永久工事）问题，也就是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问题（这是阎锡山要求的）。
我从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日战争中头一仗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这对打击恐日病、鼓励抗日士气、开展群众运动都有好处。在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我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我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敌进攻雁门关时，我军也从侧翼进击。阎甚同意。
我一一五师之一个旅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之一个后尾联队（即团），歼灭其大部，争取了头一仗的胜利。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第一次遭受的打击。在平型关胜利的鼓舞下，卫立煌⑦率四至五个军，在忻口布防。
日军打破平型关、雁门关后，继续向太原前进，在忻口遇到国民党军相当坚决的抵抗。我一二九师之陈锡联和谢富治团，乘黑夜袭入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余架，歼灭守敌约一个大队（营）。此役给忻口卫立煌部以很大鼓舞。
此两战胜利，在华北人民群众中起了抗日动员作用，八路军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参军者益多。
恩来同志又约我陪同去保定见程潜⑧，转回总部时道经忻口，忻口战斗还在坚持。他们只知死守，而不敢集中兵力出击敌之薄弱点，更不敢向敌之侧后突击。抱着一条死教条：在敌侧后不能脱离正面火力之掩护。我们经石家庄到太原时，恩来同志又令我去娘子关见黄绍竑⑨协。这一段我似乎是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各处联络，做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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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②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旧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开始。
③军事委员会分会，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它是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党在华北敌后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④洛川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⑤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⑥傅作义，当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⑦卫立煌，当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⑧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⑨黄绍竑，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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