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心元走后大约三四天内，一九三〇年三月初，我们正将三、四纵队集结于永新、吉安、安福边境，在进行夺取安福城的攻城练习。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当时公略已去六军，代远、邓萍和我在。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王在永新县城县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在桌子上一摆。现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件，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我说：“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朱昌偕说，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红四军前委于一九二九年一月讨论“六大”决议时，将其中有关争取土匪群众，孤立其首领一段删去未传达（讨论“六大”决议，袁、王参加了，删去那段是四军前委常委决定的），袁文才在红四军政治部找到原文对出来了。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王佐听（王佐不识字），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信任的。”我说：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同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五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上面事情来看，王多疑是肯定的。
事情这样突然，时间这样紧迫，这样的事情，很不好处理。当时，军委开了临时会议，我与特委共同决定，派四纵队党代表刘宗义（张纯清）带四纵队一部分（离永新城三十里）接近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他们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据说四纵队一部刚到浮桥边，袁、王察觉，即从城内向桥上冲来，一在桥上被击毙，一落水淹死。袁、王部有二十余人系井冈山老土匪，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部分在城内未动。
特委向部队说明袁、王“罪恶”后，将其部队改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以前我们没有预闻，以后我们也未干预此事。
红四军离井冈山前，毛主席向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随四军出动的。在部队出动前，毛主席同我谈过。毛主席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我去送行，在茨坪房子外面荒土上，我们坐在地上谈的。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二十军）撤到河西永新。在讨论如何去争取他们时，我便同毛主席谈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件事。毛主席说，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要他们参加。在红五军四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王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逃回以前，王佐随五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五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五军到南雄，是王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〇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我第一次到井冈山和第二次到井冈山恢复根据地，是完全拥护毛主席对绿林部队耐心改造的政策的。只有用共产党的阶级路线和具体政策，才能逐渐提高绿林部队的政治觉悟，促其思想进步，才能逐渐分化和改造他们。什么“争取其群众，孤立其领袖”，这只是教条主义的阶级路线，而不是具体的实践的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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