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两团和直属队撤出平江，转移到东乡龙门集 结，沿途农民热烈欢迎和慰劳，喊口号、唱歌不绝。农村
房屋虽然大部被烧毁，但农民还是尽量让出房子，给红军宿营，不使自己的军队露营淋雨（农民对红军的称呼，我是第一次听到）。在群众热情鼓舞下，军队情绪饱满。
第四团在浏阳受相当损失后，失去联络，过了两三天，地方党派向导将他们引来归队。
在龙门休整近十天，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建立政治部工作。党代表滕代远兼主任，张荣生任副主任。政治部对军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对外打土豪。没收分配要经过政治部批准。出布告、杀人宣布罪状等，由政治机关署名。
2．继续加强士兵委员会工作，发展党组织（当时军队党还是秘密的）。连上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是秘密士兵委员会会员。到十月，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有了支部。
3．从上到下地建立党代表制（委任）。
4．加强宣传工作。连队、机关都做宣传工作，多数人手里都提着宣传筒。开始用红土，以后用石灰写大字标语，沿途及宿营地都写满了。
稍事休整，八月中，湖南敌人约十二至十五个团继续向平江、浏阳集结，准备向红军进攻（这时农民叫我军为红军，叫国民党军为白军）。为避免同敌军硬拼，我军适时向江西之修水城进攻，进占渣津、修水约十天，解决了冬服；消灭白军一个营和二三百民团。
九月初，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开始了。我军退出修水城，占领铜鼓。我们相对分散部队，开始学习做群众工作。江西受盲动主义影响比较少些，群众比较容易发动和组织。不到一个月，修、铜一带群众有了一些组织，特别渣津地区群众已经组织起来。部队学会了打土豪、筹款、挖窖。地主一窖常埋几百、几千元，甚至万元。张荣生带的工作队，在渣津地区捉了一批土豪。江西土豪穿的很坏，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土豪，放了一批，受了他们的批评。张荣生说：这些土豪都是罚款千元以上者。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后看这些地主家属背来一袋一袋的银元缴罚款，我才相信了。
占领修水的城市政策同平江起义时一样：按资本大小捐款，不满一万元者不捐；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反动政治代表和一般商人合伙者，除去反动部分，折价百分之三十缴款。官盐没收发给群众，造成后来没有盐吃，群众有意见。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原物。没收了两家较大的反动的布店，因军队要做衣服，没有分给群众，以后买不到布时，群众也有意见。在修水县城筹款不到三万元（没收布店除外），而捉土豪挖窖所筹款项比城市多了一半。以后在认识逐渐提高以后，改变了筹款对象。实际上，这是由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不同阶段的革命对象没有搞清楚而产生的问题。
当我军向南进占铜鼓时，沿途群众很热情，商店也没有关门。敌人继续前进，我军向万载大桥转移，背靠浏阳。湖南张辉瓒旅三个团，突然向大桥我军袭击，打破了互不越省界的惯例。我们向平、浏、修、铜四县边界山区转移。江西、湖南两省白军向我夹击，我即向鄂南之通城、通山、九宫山地区转移。湘赣白军赶追，鄂军堵击，我们又从九宫山和修水、武宁间南进，到处消灭民团、警察，捣毁县、区政府，杀反动派，散发财物。消灭白军一个营为目的，尽量避开打硬仗。
在反对三省“会剿”的战术上，是采取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敌称为盘旋战术）。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拖到十月中下旬，敌人精疲力竭了，在渣津消灭朱培德部一个整营，敌人停止了“追剿”，我们粉碎了湘鄂赣三省反动当局八月会议的“会剿”计划。三省交界的这个地区，对长沙、武汉、南昌威胁太大，因此引起他们严重恐惧。
在四十五天的艰苦奋斗中，我方各种减员一千有零。红军缩小了（不到两千人），张荣生、李力两同志在这次三省大会剿中英勇牺牲了。张在临死前说：“共产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他是红五军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雷振辉（团长）、李玉华（连长）可耻地叛变了。李玉华造谣说“军长被围”，率领第一连伪称“解围”，逃跑投敌。大部分士兵识破其面目，又逃回来了，还有十余人被他骗走。雷振辉当晚未逃脱，翌晨出发时，拿出手枪企图凶杀叛变。被警卫张子久同志发觉，夺了雷的手枪，子弹击在地下。雷力大个高，又把枪夺过去，幸被连长黄云桥同志一枪结束了他的狗命。黄后来当赣南红独立师师长，在反五次“围剿”时牺牲了！
后来，渣津一带群众因平江游击队狗队长（群众替他取的名字）乱烧乱杀反水了。群众原来对红军很好、很热情，现在对红军扯白旗、打土炮。当时平江党盲动主义也是严重的，我们感觉这个问题不解决，建设根据地、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都是废话。
十月中旬，滕代远同志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召集了第一次湘鄂赣边区党的代表会议（浏、平、修、铜、万载五县代表及红军代表的联席会议）。当时平江有县委，修水有工作委员会三个同志，万载有工作组数人；通城、通山两县没有取得联系；浏阳东乡有区委组织，浏阳县负责人是王首道，这里乱烧、乱杀脱离群众现象比较少些。决定在平江、铜鼓边界之幽居开会，记得开了三天或四天。这次会议对边区根据地的创造是有意义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1．建立湘鄂赣三省边界特委和根据地，选举湘鄂赣边区党的特别委员会，以王首道同志为特委书记，滕代远同志为红五军党代表兼军党委书记。2．反对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思想。3．反对了严重的宗派主义，决定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混编。在三省严重“会剿”中，重要干部有雷振辉、陈鹏飞、李玉华叛变或逃跑，士兵中也有个别叛变的。混编后部队政治上得到巩固，军民联系要好些。因主力红军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混编后，即变为人熟地也熟了，能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又能适应斗争环境，分散与集中运用自如。4．这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对红军的建设是有益的。数量虽有所减少，而政治质量是大大提高了，取得了某些初步经验。体会到：没有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认识一致，是不能团结的。军队内部不能团结，军民也不能团结，没有军内和军民的团结，就不能长期坚持斗争，更谈不上胜利。5．也谈了平江起义的经验：（1）有共产党的领导，（2）有边区群众特别是平浏群众的支援，（3）有井冈山的旗帜和榜样，（4）有北伐时期的影响。这些是起义胜利、粉碎敌军进攻和“会剿”的主要条件。此外，军内士兵会的组织对维系军队良好纪律、巩固部队，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在党组织力量和政治思想领导如此薄弱的情况下，不要说坚持三个月，就是坚持三个星期也是困难的。起义后我们被迫接受非常不熟悉的事情——主要是没有后方的作战，伤病员安置极端困难，给养靠自筹，医药无来源，这些是我在旧军队根本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也学会打土豪、挖地窖筹款了，做群众工作也在开始学习。一切都是新问题，都要重新学起。
会议对时局也作了些分析。大意是：1．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人民武装斗争是没有经验的。现在井冈山有了一年多的经验，建立了根据地和红军。2．国民党彻底反革命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北伐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治经济口号，一点也没有兑现，没有解决任何一个小问题。3．人民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亲身的体会，对国民党是刮民党，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人民对国民党的清乡政策、屠杀政策表示了愤恨。这次平江起义，人民的态度就是这样明显。
当时，我个人认识到，为什么要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一九二八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在部队混编后，主力保存十一个大队（连），三个纵队，每大队一百五十至一百八十人。其余编为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根据省委指示，我和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同志率五个大队去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实际我自己也想去“取经”，想弄清革命的性质，分田怎样分法等等问题。其余六个大队分散在边区各县，归黄公略同志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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