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是香港名门之女，其父董仲维是香港总商会会长，著名实业家。董慧1918年出生，1937年从广州去北京报考大学，适遇七七事变，充满抗战热情的董慧，不愿进大学而宁愿投奔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她曾听过潘汉年的报告。1939年董慧被派往香港，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董慧对潘汉年既尊敬又崇拜，潘也暗暗地爱上了比自己小12岁的董慧。在了解了潘在婚姻与感情中的不幸与苦闷后，同情与爱慕使他俩结合了。但时间长了，董慧对这非正常的关系感到无法忍受，潘汉年自己也很尴尬。如今，这一烦恼的解决，出于他俩的意料，真是天作之合啊！
董慧要回上海去了，潘亲自送她直到仪扬边区，眼看着交通员带董慧跨过了封锁线，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军部。当他独处寒室，情思董慧时，作《寒风曲》一首，诗云：“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我和董慧做了半个多月的邻居，深感她朴实厚道、思想单纯、心地善良、劳动积极、作风正派。
潘汉年继续留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主要负责上海、江苏敌占区的情报工作，战绩累累。他在参加华中局甄别委员会工作时，帮助弄清了不少案件，特别是扬帆被康生诬陷为大特务头子一案，也是在他的过问下平反的。这期间，他也受到挫折，在黄花塘事件中，饶漱石整陈毅，潘对此不满，在高级干部中为陈呜不平，这样他自己也被整成“小广播”、“自由主义”。我很为他担心，心想老潘就是心直口快，讲话不择对象，要知道自己人中，也有人爱搞小动作的哟！
1946年8月2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周恩来安排潘汉年和夏衍撤离上海，于是潘、夏和董慧同乘一架飞机抵达香港。
此时的香港表面上是一个自由港，但各情报机构密布，情况十分复杂。潘汉年有董慧为他所作的社会掩护和经济援助，使他在香港的活动十分活跃和顺利。家务均由董慧操持，如买菜和下山挑水等。董慧的父亲明知女儿和潘的关系已非一般，但没有正式结婚，这在香港上层社会人士眼里是很丢面子的。于是在她父亲的主持下，潘、董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时年董慧已29岁。
潘汉年在香港一手抓情报，一手抓统战，他在香港工商界和已解放的城市如烟台、大连、天津的通航贸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后，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文化界人士，还有起义的国民党军长、西北军的代表，至少在350人以上，都要从大陆各地转道香港，再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等地。此事历时一年多，潘汉年在港英当局警戒森严，国民党特务云集的困难情况下，没有一次失误。在政治上为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用他的老搭档夏衍同志的话说：“潘汉年在香港，两年做了四五年的工作。”
淮海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就决定由陈毅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1949年5月11日晚，周恩来在北平约见潘汉年，他说：“中央决定你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你要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中国这个第一大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下去。”1949年5月23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华东局驻扎地丹阳，在这里，集中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干部队伍，他们正紧张地做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次日，潘汉年被通知去陈毅处开会，他换上了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这虽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气质却并无多少改变。陈毅在会上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宣布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解放后，作为一个管理大上海的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更是日理万机。当时，潘汉年和刘长胜（市委副书记）合住在丁香花园的一幢大房子里。晚饭后，大家都在大院里散步聊天，每到晚上和休假日，潘副市长家经常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他们多数是工商界、文艺界、民主人士中的老熟人、老朋友，有些是较亲近的部下。从大家毫无顾虑的高谈阔论中，他得到了送上门来的许多信息，也借此联系了群众。人们觉得他谈吐自然，没有官架子，仍是从前的老潘，但大家感到不足的是丁香花园的门不好进，大门口有传达室，找人先要在登记簿上登记，然后打电话通知，因为潘汉年是一级保卫对象。
大概是出于“不方便”的原因吧，1952年，潘汉年搬到康平路居住，我去看他，只要按一下门铃，就被人领进潘的会客室。这时，常常仍有客人围着潘谈天说地，他见到我，站起来问；“有事么？”我点点头，不一会客人们就知趣地走了。我向他反映妇女问题，他仔细地听，没有丝毫首长的架势，那亲切的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如宣传新婚姻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包工头、恶霸、流氓都有大小老婆，有的甚至有好几个。有些女工，不但被霸占了，还要把工钱全交给霸头，她们没有人身自由，新婚姻法的宣传对她们也“不起作用”。潘汉年说：“这些流氓、恶霸都是社会渣滓，只有通过社会镇反，才能把他们铲除掉。”果然不久便开始了社会镇反，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纷纷起来揭发、控诉，人民政府把她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在“五反”时为了避开职工和资方的正面冲突，集中了有代表性的大户303户，在和平饭店交待“五毒”。市妇联重点抓了303户的家属工作，要她们帮助丈夫过好“五反”这一关。对此我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听了大为赞赏，他说：“正合我意，要不，白天斗，夜里回到家里也挨斗，谁能吃得消？这是要出人命的。”潘自己以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带着一批干部整天泡在和平饭店里，“五反”结束时，303户都被鉴定为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他们皆大欢喜。
潘汉年对上海的过去和现在太了解太熟悉了，所以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做报告谈问题也使人感到贴切。他经常衣冠楚楚，身着西装，举止潇洒，为此“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时，我真为他担忧。
市级机关的“三反”开始了，市领导都必须“洗澡”、“下楼”才能轻装上阵。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潘汉年身穿毕挺的人民装，坐在第一排，不断地抽着三五牌香烟。我心想糟了，要是潘“下不了楼”，接踵而来的运动将由谁来领导？轮到潘汉年“交待”了，他笑眯眯地说：“官僚主义在我身上是严重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也就是官僚主义。至于贪污浪费嘛，我无帐可算，因为我从来也没有领过工资，也不管经费开支。我到市政府办公，公务员叫我去吃饭，我就去吃。我的吃、住、行都是公家包了。至于我穿的一身衣服、鞋袜，抽的三五牌香烟，都是我老婆从她家里弄来的，我也没问过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就这样，这位市委第三书记轻轻松松地“下了楼”。因为大家都知道，董慧是香港银行家的女儿，从1939年调到上海情报系统工作后，就在她父亲设在上海的分行里当职员，党的大量活动经费，都是以董慧的名义，在银行里立的帐户，并由她担保，需要时可以随时支取。在这方面，她是有特殊贡献的。解放后，董慧一直在市委统战部工作，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做着各种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从不居功自傲，也不以副市长夫人的身份突出自己，是个朴朴实实的人。她也是市妇联的常委，每当常委讨论时，她常常是首先发言，与别人有不同意见时，她从不在会上和人争论，而是会后个别向我提出意见，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副市长夫人的话“有来头”。
1955年3月下旬，那天是中苏友好大厦建馆纪念日，上午9时许，潘汉年到会剪彩后，我和他一起步入展馆大厅，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他就要去北京开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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