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象贤
“二六”轰炸前后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美蒋封锁，面临着严重的形势。1949年9月7日，刘晓在华东青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华东的斗争是尖锐、紧张、曲折、复杂的，华东的斗争位于全国反帝斗争的最前线，上海的斗争最尖锐。同一天，潘汉年在上海教育界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上海遭受经济困难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海口，使过去畸形发展的上海经济与依赖于帝国主义原料的若干生产事业发生困难；二、目前我们尚处于军事状态，我军在华中、西北、华南正全面开展攻势，因此，使全国商品运输受到阻滞，物资不能顺利交流；三、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主要依靠广大解放区农村的支援。农民负担很重，购买力相当萎缩。基于这三个原因，尤其是第一个原因，使目前上海经济情况受到很大影响。潘汉年告诉大家：这是解放后暂时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不但可以克服，而且激励了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打下今后改造上海、发展经济的基础。
正当上海广大职工和工商界人士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积极沟通与各新解放区的关系，节约器材，节衣缩食，度过最困难阶段的时候，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美制飞机17架（其中B24型12架，P51型和P28型5架）分4批在午间12时25分至13时53分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法电、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处，造成人员、财产、设备的巨大损失。当时，陈毅、刘晓、刘长胜等人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正在参加上海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刘长胜当即宣布休会。陈毅指示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立即赶回去组织紧急抢修，恢复生产。陈毅赶回市政府。当时，潘汉年在江宁路南京西路口上海酒家参加一个约会，他得到市长办公室秘书的电话，听到杨浦发电厂被炸，锅炉被炸坏的消息，不顾警报尚未解除，立即向主人告辞，赶回市政府，同陈毅一起召集各局汇集情况，同时部署公安局维持社会治安；卫生局立即通知各公立医院准备汽油灯，全夜值班，抢救伤员；公用局调度电力，尽量使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和公安局等处的供电迅速恢复；民政局通知各区对被轰炸地区，迅速妥善进行安置工作，严防宵小之徒乘机捣乱；市军管会紧急通知各机关及全体人员动员起来布置防空，组建消防小组。
2月7日，陈毅和潘汉年、刘长胜等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冒着刺骨寒风前往被炸得最厉害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并慰问电厂工人。潘汉年遵照陈毅同志的嘱咐，连日来，到嵩山区、卢家湾区、吴淞镇的被炸地区视察并慰问居民，到医院慰问伤员。“二六”轰炸后，上海市场物价出现很大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市人民政府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到上海来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抢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供应。在私营粮食代销店门前往往出现排队长龙。工商局向潘汉年建议不能光靠私商代销大米，需要开设一批国营零售粮店，把大米直接按规定牌价出售到市民手里。市人民政府批准了这一建议。在潘汉年与有关部门的具体安排下，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店，敞开供应大米，使市民都能按牌价就近买到大米。粮店门前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安定下来。
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上海解放后，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经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处理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劳资关系。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解放时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只有150多家，而私营工业有1300家左右，私营商业有15万家左右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使得一些私营工商业减产、停工、倒闭，失业人员增加。由于许多私营企业机构臃肿，经营方法不合理，效率低，成本高，利润少，甚至亏本，一些私营工商业缩小经营，甚至停工；少数业主甚至抽出资金，企图逃跑。而少数职工又一时分不清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变化，提出过高要求，有过火行为，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劳资纠纷。
1949年8月3日，陈毅在上海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现在不少企业，资方有困难，工人也有困难。这个困难只有根据党中央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通过劳资协商解决。”上海广大职工群众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发挥了工人阶级主动精神去做好团结、教育资本家的工作，在一些困难严重的私营工厂中，工人们还自愿减薪，甚至轮流回乡，团结资本家维持生产。永安、先施、新新等6大百货公司店员帮助资方改变经营方针，将经营高档商品改为市民需要的日用百货。
与此同时，潘汉年对劳资双方做了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阐明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和劳资协商的原则。他对工人说：发展生产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我们要鼓励资本家来参加发展生产的事业。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翁，应当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大责任担负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应当照顾到整个发展生产的利益，不应当只想眼前，而应当注意谋取长远的利益。他还向工人说明：“劳资两利”与国民党政府宣扬的“劳资合作”有根本的区别。国民党宣扬“劳资合作”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模糊工人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的“劳资两利”政策，是为了使民族资本家一道来参加经济建设，发展生产，稳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
他对民族资本家再三说明，“劳资协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下进行的，这同国民党宣扬的“劳资协调”有着根本的区别。国民党的“劳资协调”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权下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劳资协商”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权下照顾民族资本家的目前利益，是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的。因此，民族资本家在“劳资协商”中要端正对工人群众的态度。潘汉年以高度的政治修养，诚恳的态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来阐明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认识，在妥善解决劳资矛盾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潘汉年细致坦诚的工作，使当时上海广大工商界人士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切的具体的了解，影响很大，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纱厂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发展棉纺生产。当时运回来的有瑞士制造的7000瓦汽轮发电机、1万锭纺纱机器整套设备和6000多包美国棉花等，价值250万美元。有一批民族资本家从海外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工作。他还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方式，反复宣传政策，进一步消除他们顾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
兴建曹杨新村
上海在解放前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他们住的是花园洋房、公寓，而劳苦工人住的是棚屋。解放初，聚居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全市有320多个，大多集中在杨浦、普陀、闸北等老工业区。他们主要是交通运输、码头、纺织和市政等各业工人，其中苦力工人较多。上海解放初期，市人民政府尽管财政很困难，但是为了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还是决定在改造部分简易住房、棚户的同时，兴建一批工人新村。潘汉年受陈毅委托，督促主管部门组织了对工人居住情况的调查。
他自己到华东纺织管理局所属工厂宿舍和梅芳里等工人住所进行调查。他在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例会上同赵祖康、徐以枋等反复讨论修哪条马路，在哪里建设水电设施，从哪里开始改造旧房，在哪些地区建筑工人新村。经过调查和讨论，决定从沪东小木桥、沪西药水弄等工人棚户区开始改造。1951年开始在市区西北部兴建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他对这第一个土人新村修建的规模、标准都在市人民政府行政例会上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反复进行讨论，及时作出决定，然后督促有关部门组织施工。
由于潘汉年抓得特别紧，曹杨新村在195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竣工，1002户工人搬进了新居。潘汉年对应当让哪些工人住进这第一个工人新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新问题。他在陈毅、刘晓、刘长胜等的同意下，确定分配给从事创造发明和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在生产上有显著贡献的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以及生产上一贯表现积极、工龄较长的老工人。1952年6月下旬，陆阿狗、戴可都、杨富珍等114位劳动模范和一大批先进生产者、老工人，手捧鲜花和市人民政府发给的居住证，穿过插满彩旗的高大牌楼，住进了工人新村。从1953年起，又先后在沪东的控江、凤城、鞍山；沪南的日晖、龙山；沪北的玉田、志丹、宜川；沪西的天山地区等建成9个建筑面积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的新村。而曹杨新村为以后兴建的那些工人新村创造了经验。在这一宝贵的经验里，凝聚着潘汉年的辛劳和他对上海工人的一片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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