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底的一天，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收到苏醒之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为迎合当时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竞选总统一事，中华三育研究社邀请大学生及中外教授500人，搞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370人投胡适的票，只有130人投蒋介石的票。可是信中有一句：“现在蒋主席业已正式选出，特别报导以供一笑罢了。”胡适看到这里，心中只好报以苦笑。
素以学者闻名的胡适，何以参加总统竞选？
这还得从1947年说起，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节节失利，美国当局对蒋家王朝的命运很担心，于是想到了老朋友胡适，希望以胡代蒋。为了求得美国的帮助，蒋介石也假意顺从美国主子的意图，原则上同意胡适出任行政院长，并做总统候选人。当年12月，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12月16日傍晚，外交部长王世杰奉蒋介石之命到胡适下榻之处，与胡适谈一番，把蒋介石的意思告诉了胡适。平素很少涉足政坛的胡适对行政院长及总统候选人这两项耀眼的桂冠也有点眼热心跳。但他毕竟对老蒋有所了解，几夜辗转反侧，在19日离宁前，给王世杰留了一封信，言称自己身为北大校长，愿致力教育和学问，无意于政坛。实际他心里明白，他身为一介书生根本无法在翻云覆雨的政坛上与心狠手毒的蒋介石抗衡。蒋介石见王世杰劝说无效，又使出花招，通过报纸大造舆论，迫胡就范。
1948年1月，报纸上登出李宗仁准备作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胡适在11日致信李宗仁表示赞赏、支持，恰好13日北平《新生报》登载《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竟选，谁能当选第一任大总统》一文，文中提到了胡适的名字。李宗仁14日回信给胡适，认为虽然蒋介石当选的可能性很大，但为了“表现民主的精神，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一时间胡适也被舆论捧得迷迷糊糊。
3月，胡适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而后又参加了3月29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大会。30日晨，蒋介石又召见王世杰，讲明因现行宪法规定，总统受到的约束太大，不如握有实权的行政院，自己有意千担任行政院长，但又不愿总统职位落入除胡适之外的他人之手，希望胡适能参加竞选。王世杰当即乘车到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到胡适，无奈人多眼杂，无法密谈。王便约胡到中山陵旁的一块小草地上，添油加醋地把蒋的意思告诉了胡适。胡适听完，心有所动，提出先让他考虑一下。31日晨，王世杰将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汇报。蒋介石听后，让王世杰再做胡适的工作，力促胡适鼓足勇气接受这个要求。下午3点，王世杰又找到胡适面谈到晚上8点。在王世杰的再三劝说之下，胡适也想当个不管事的总统，便来个“犹抱琵琶半遮面”，说自己愿听从蒋介石的意见，一切由蒋定择。随后，蒋介石在4月3日晚约见胡适，表示支持胡适竟选总统，自己则愿当行政院长，要不两人交换。
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蒋介石假意提出胡适，在场的只有胡适的好友吴敬恒、学生罗家伦同意，其余的人均反对。善于体会蒋介石意图的张群站起来说：“并不是总裁不愿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个虚位之首，所以他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这一下子，委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带此意见面呈蒋介石，蒋立即同意。张群又把这个党内决议带到国民大会上，由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721名国大代表联名向大会提出《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要求“给予大总统以实际上无限的权利。”经过一番“讨论”，这个提案以1624票赞成，421票反对或弃权而通过。此时国内外记者也发表了蒋不愿当总统候选人，有意让给胡适，国民党中央委员拒之的消息。蒋介石见他的多个目的逐一达到，便让王世杰转告胡适，说自己的计划因中央委员反对而无法实现，了结了这一骗局。实际上蒋介石出此手段，一是为了缓解美国的压力，同时也让老美知道自己还是颇有实力的；二是拿胡适当挡箭牌，压一下自己的政敌李宗仁，不让总统或行政院长的职位落到李宗仁手中；三是他深知自己做做表面文章，他的势力不会让胡适得逞，既遮人耳目，又达到自己不能公开达到的目的。蒋介石见总统权力扩大后，便亲自到总统候选人评论会上讲话。追述自己如何跟随孙先生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削平内乱，领导抗战。最后他说：“我是国民党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意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当然，竟选总统总不能一人，既然胡适连提名都得不到，便又拉了一个居正。4月19日，国民大会进行选举，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陪选人居正只得269票。
胡适见此情景，从总统梦中醒来，又致力于学问，埋头于《水经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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