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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朕:《名人的往事与人脉》

“南玲北梅”的辉煌——张爱玲与梅娘

  在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举办了一次“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的调查活动。结果显示:上海的张爱玲与北平的梅娘并列榜首,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两位女作家。从此,文坛上就出现了“南玲北梅”之说。

  60多年来,张爱玲和梅娘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张爱玲离开大陆,到了美国,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圈内最受瞩目的女作家;而梅娘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

  梅娘,本名孙嘉瑞,另有敏子、柳青娘、青娘等笔名。祖籍山东,1920年生于海参崴,长于长春。因其早年丧母,没有得到母爱,在她开始发表文章时,则以“没娘”的谐音取笔名梅娘。

  梅娘自幼喜欢文学,在她17岁读高中时,就出版了散文集《小姐集》。高中毕业后到日本求学,1942年回国后在北平的《妇女杂志》担任编辑。此时,她如鱼得水,创作精力十分旺盛,在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篇小说、散文和译作,并出版了《鱼》、《蟹》等作品集。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前途无可限量”的女作家。

  1948年,她丈夫柳龙光接受中共北方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的重托,赴台湾去动员国民党蒙疆军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全家为此去了台湾。在柳龙光往返于台湾与上海联络起义事项时,柳龙光乘坐的轮船在舟山海面撞船沉没,柳龙光遇难。当时年仅28岁的梅娘拒绝了在台湾和到日本大阪任教的请求,于1949年建国前夕,费尽周折地把他们的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带回了北京。建国后,北京市负责人刘仁安排梅娘担任中学教师,1953年调她到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梅娘在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肃反”运动之后,还被打成右派、特务嫌疑和“汉奸文人”。她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昌平劳动改造。1961年梅娘被解除“劳教”后回来,仍被监督劳动。在艰难的岁月中,她的二女儿和儿子相继病故。梅娘只有依靠给人当保姆和打零工维持生活。给人当保姆时,都要跨区到很远的街道去,因为附近的街道知道她的底细,在那政治强化的年代,是没有人家敢雇佣她的。不过,她终于在有生之年,迎来了祖国的春天。1978年组织上为她平了反,回到中央农业电影制片厂工作,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自1990年代起,她的作品重新出版,还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

  尽管1940年代有“南张北梅”说法,可是梅娘与张爱玲并没有私交,仅有的三次能够见面的机会都失之交臂。1942年夏天,张爱玲来到北平,参加了中南海举办的赏花游园会。梅娘也被邀请出席。当时,张爱玲被“张迷”们簇拥着,红得发紫,梅娘没能上前与张爱玲搭话。1944年冬天,梅娘在上海时,正赶上兰心大戏院彩排张爱玲改编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她去兰心大戏院看彩排,顺便可以见见张爱玲。可是,梅娘到戏院时,彩排已经结束。她见到张爱玲被很多名艺人簇拥着走出来,也没有上前与张爱玲说话。1995年初夏,梅娘到美国探望女儿柳青时,《中国时报》想安排梅娘与张爱玲会面。张爱玲却回答:“陌生人一律不见。”这样,这两位曾经享誉文坛的女作家最终也没能见上一面。

  在人生道路和创作上,梅娘与张爱玲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她们之所以在当年受到读者的喜欢,只不过是满足了读者的不同口味而已。

  张爱玲与梅娘同庚,都出生在1920年,而且都出生在富豪之家。张爱玲是晚清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李鸿章的曾外孙女;梅娘是伪满时期企业家孙志远的女儿,长春镇守使的外孙女。她们尽管出身显贵,但自幼都是过着残缺的家庭生活。张爱玲父母离婚后,她跟着继母生活,尝遍了世态炎凉;梅娘是他父亲到海参崴经商时与一女子所生,其生母被父亲的原配夫人逼迫出走而自杀。她从小就受到憎恶和慢待。他们还都是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出版有《小姐集》。侘傺的的童年生活使她们过早地体味到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因此,在她们开始写作时,就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视点投向了中国女性的不健全的人生。只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有异。

  张爱玲较长时间生活在天津、香港和上海等商业化气息很浓的大都市,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加之贵族后裔,亲族众多,从小就收到了祖传家风的熏染,因此她的作品很难摆脱贵族的气息。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接受的是北方农业文明的文化气息,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增强了她对故土家园的热爱、留恋和对普通人的亲近感。

  梅娘曾说,她并不欣赏张爱玲,也不喜欢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和流苏。在梅娘看来,“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梅娘所描绘的女人,大多是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她从小就受到父亲教诲她的如何立人处世,如何民富国强。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当年,她曾“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她在钦佩张爱玲的独特风格之余,还为她自己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而惋惜。及至后来,她“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

  梅娘自己认为,她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但她也“说不上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她“那时向往革命,对张爱玲的情调心里是不认同的”。对于当年的“南玲北梅”的说法,梅娘曾说:“我心里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她比肩。‘南玲北梅’,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

  “南玲”与“北梅”在不同的语境下生活和写作了几十年,也都经历了坎坷无数的人生遭遇。虽然她们没有机缘会面,可是她们的创作业绩使得读者将她们连接在一起,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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