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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朕:《名人的往事与人脉》

同道篇

“为着同一的目标”——鲁迅与郭沫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郭沫若是一对耀眼的巨星,都对我国的现代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作家却有着很深的积怨,成为同道而不相谋的人。

  其实,最初鲁迅与郭沫若并没有矛盾与纠葛。1920年10月,上海《时事时报》的“学灯”副刊出版的“双十节增刊”,刊登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散文《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话剧《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对于这种编排,郭沫若很不以为然,当即就给“学灯”主编李石岑写信,提出创作犹如“处子”,翻译犹如“媒婆”,版面编排应该突出创作的地位。尽管郭沫若这是为自己的创作争地位,但在信中还是认为鲁迅的《头发的故事》“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这说明当时的郭沫若对鲁迅还是没有成见和芥蒂的。

  1921年的1月和7月,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先后成立,分别打出了“文学为人生”和“提倡浪漫主义和艺术至上”的旗帜。对于这两个文学团体,鲁迅虽然都没有加入,但却倾向于“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对创造社的作家也没有个人恩怨和成见。北伐革命开始后,创造社的作家们纷纷投笔从戎,鲁迅对他们的新选择很是赞赏。当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受到创造社作家的鼓舞,也想到广州“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当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时,郭沫若已就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随军北上,失去了与鲁迅相见的机会。

  1927年9月,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谈到:“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信中谈到的对创造社的评价,其实也渗透着对郭沫若的看法,可见鲁迅是将革命后的创造社视为同一战线的战友的。

  然而,出乎鲁迅的意料,1928年1月和2月,创造社的中坚分子冯乃超和李初梨先后在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上发表文章,以极左的面目攻击鲁迅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与此同时却大力宣扬郭沫若对倡导文学革命的功绩。接着成仿吾发表文章攻击鲁迅“以趣味为中心”,“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就是根据他这句话,将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三闲集》的。对于创造社的同仁以“革命”的名义清理文坛的举动,郭沫若是持支持态度的。他亡命日本后,化名“杜荃”发表了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文章,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弄得上海文坛硝烟弥漫,杀声四起。之所以出现创造社围剿鲁迅的局面,是与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及其盟友太阳社的作家们,想用“革命文学”的口号,在文化界掀起一个革命的新高潮。出于这种愿望,他们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对凡是不与他们为伍的作家一律大张挞伐,鲁迅作为很有影响的作家自然就成了他们首先攻击的目标。

  鲁迅孤军奋战,力挽狂澜,先后写出多篇犀利的杂文予以反击。1929年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富春、潘汉年才责令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

  后来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郭沫若赞同“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鲁迅与郭沫若也产生过意见分歧,但鲁迅始终宽厚以待。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道:“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读了这篇文章深受感动,他在《嵬苗的检阅》中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歉意。他说他以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我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记着个人恩怨’的”。

  1936年10月正在日本的郭沫若闻讯鲁迅逝世的噩耗,当晚就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给予鲁迅以高度的评价,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鲁迅精神。同时也以此反省了自己的偏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郭沫若在辞世前一直没有承认当年化名攻击鲁迅的“杜荃”,就是他自己。其实这个悬案造就被学者们证实了,郭沫若如此回避,可能是不愿意在身后“玷污”他的晚年形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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