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亡故以后，茅盾成了一个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的老人。
他所住的东西头条5号大院内的那幢小楼愈加显得冷冷清清。家里的公务员造反去了。
专用小汽车取消后司机也走了。儿子、媳妇一家住在很远的西郊。家里只剩下跟了他们夫妇几十年的老保姆赵有珍。另外还有一个帮助他做点杂差的白发老汉。没有可以谈谈心里话的亲人。桌子上的电话也不响了。没有人来汇报、研究工作，或是谈论作品。
作家碧野说：“据我所知，当时茅盾同志独居，年老体衰，无人照顾，生活寂寞。”事实正是如此。
茅盾在致田苗的信里说他此时是在“苟延残喘”，“死神已在门外”。每天报纸来后，他往往只浏览一下标题。夜晚躺在床上，越是想睡，越睡不着。起身取安眠药服下，勉强睡一二个小时，又常常被恶梦惊醒。于是再也无法入睡，睁着眼等天亮。
他时常患病。1971年初，先患面部神经麻痹，医治了一个月，方有好转；继而又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发作，咳嗽剧烈，夜不安忱，也是医治了一个月，还“尚未全愈，委顿不堪“。
他往往忍着病痛，拿上病历和医疗证，拄着根拐棍，艰难地下楼，出院门，一步一挪地去医院，排队挂号，排队门诊，排队化验，排队取药。然后，他又一步一喘地走回家。他不出去拜客，也无须接客，常常几天不刮脸，满面胡茬很长，皱纹又粗又深，寿斑增添了不少。
有一天，茅盾接到表弟陈瑜清从杭州的来信，便回信说：“来信谓如再有人动员您退休，您打算退休，我意亦然。那时你若能来北京小住，我家尚可安顿，多年不见，我在朝不保夕之颓年，亦常思念及亲故也。”
他有时写此旧体诗词，以抒发胸中郁积。1972年春，他写了七绝《偶成》：
蝉蜩餐露非高洁，
蜣螂转丸岂贪痴？
由来物性难理说，
有不为焉有为之。
有时，儿子、媳妇在假日来看看老人，替父亲做一些家务。沈霜知道父亲的浴衣破得实在没法穿了，想给他买一条新的，可是商场里买不到，就设法买了几条鹅黄的毛茸茸的大毛巾，裁剪开来，自己动手给老人做了一件浴衣。茅盾很高兴，连声说：“好，好！不错，不错！”
然而儿子、儿媳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常来照顾他。
秋深了，树秃草枯，园庭冷落。茅盾望望望紧挨他家的另两座同一式样的小楼，窗玻璃被砸得残缺不全，已是人去楼空。这原是周扬和阳翰笙的住宅。他们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条汉子”，已被关进监狱。家里的人也被“扫地出门”。不知他两人是否关在一处？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刑讯、逼供？也不知他们是否还活在人间？分阶段和词一首：
心事浩茫九转肠，有美清扬，在水一方。
相思欲诉又彷徨，月影疑霜，花落飘香。
有时，他读《红楼梦》和“红学”研究文章，读王安石的《临川集》、辛弃疾的《稼轩集》。
1973年夏，作了一首《读〈稼轩集〉》：
浮沉湖海词千首，
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敌垒，
剧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荩谋空传世，
京口壮猷仅匝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
放翁同甫共婵娟。
他家里的座上客，仅剩下胡愈之、叶圣陶、胡子婴和黎丁等几个人。他们到来时，那座小楼里才多了一些人声。
林彪叛逃摔死之后，一些作家从湖北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有人悄悄去看望茅盾，使他感到异常的欣慰。臧克家写道：“我回到了北京，急匆匆地去拜望茅盾先生。……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保姆问我：‘找谁？’‘贵姓？’她又一步一步慢腾腾地上楼去了。我进了门，立在地上，有时间打量楼下的样子，看到左手的会客室里横一条长竹竿，竹竿上晾着一些衣服。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间会客室，过去我每次来，总是语声杂着笑声，一进门就可以听到；
而今却阗静无人，好似耐不住寂寞的样子。”“两人多年睽违，一旦会晤，问长总裁短，旧情依依。”
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周钢鸣，不顾会议关于不准看望“有问题”的人的规定，冒着危险来看望茅盾。临别时，他握住周钢鸣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说道：“很感谢你来看我。”
周钢鸣后来写道：“这样客套的话，是很不该出现在我们之中的，然而那个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会去看他呢？”
对于故人重逢，茅盾也曾作诗抒怀：
惊喜故人来， 风霜添劳疾。
何以报赤心， 亦惟无战栗。
来看他的朋友，带来了他不知道的信息。当他从云南作家李乔口中得知作家李广田、刘澍德都死了之后，久久沉默不语。然后说：“北京的作家老舍已死了，杨朔也死了！
杨朔死后，他弟弟去收尸，发现他哥哥身上有伤痕，可见杨朔不是病死的。”
1973年冬，茅盾给凤子写信，说他“年来屡患大小各样病，而气喘支气管炎纠缠不已，血管硬化则见端于步履蹒跚，面肤时感绷紧，以故极少出门”。
他虽“极少出门”，却心系他人。听到骆宾基说，冯雪峰的病已确诊为肺癌，吃中药必须用麝香配，正苦于找不到珍贵的麝香。他毅然拿出珍藏的一支麝香，托胡愈之去送给冯雪峰。
面此时的冯雪峰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摘帽右派”，又戴有“文革”中被加上的其他种种“帽子”。茅盾却置自己可能被牵连于度外。
周总理的逝世使他十分哀痛，在给陈瑜清的来信写道：“总理追悼会前一周的时间，京中工厂、机关、学校等，差不多人人都戴黑纱、白花；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群众自动送来的花圈总有数千，──这都是不能送进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四川、上海友人来函也说如此。不知杭州如何？陈晓华的悼诗是好的。京中友人写的也不少，但闻上面决定，一律不登。”茅盾此时的愤怒已经溢于言表了。
这年茅盾已八十岁，身体更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没有住院，但气短，精神倦怠，……手抖加甚，目疾依然，走路不但要用拐棍，还要人扶。不能用脑，用脑稍久，体温立即超过三十七度；白血球偏高。”
但是，当他得到冯雪峰逝世的噩耗后，在“不许见报，不许致悼词”的威胁下，毅然前往八宝山，主持了冯雪峰的追悼会。
骆宾基对此事写道：“这是肝胆照人的行动！……尽管这是一次没有悼词的追悼会，但却形成了自文化浩劫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砸烂’了的文艺界的大聚会！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无视‘四人帮’给戴上的罪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倍加亲切，这亲切从彼此相顾的眼光里如闪闪发光的暖流一般汇集成一个海洋，彼此越加信任。那时，茅盾先生的身体也很虚弱，但在这里面却显示了一种多么无畏的战士的精神呀！”接着又写道：“我从这次追悼会上，感到自己受了一次大检阅……。而茅盾先生是这次大检阅的主帅，无语，沉默，却充满了战斗精神！在我的印象中，从未有的感到，他是那样崇高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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